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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四百三十章 我朝以北方为根基,重北而轻南!


“啊!我大明以农桑为本,以平息兵事为要,而海贸是祸乱天下的源泉?!…”

庭院书房中,听到这样的话,施文德心中大骇,几乎坐不稳屁股上的半张椅子。他惊骇的原因,自然不是“农桑为本、海贸为祸”的说法本身。

实际上,这些士林主流的“农本商末”论调,他早就听说过无数遍,并且很是鄙夷。这些沿海的士绅家族,明面上“重农抑商、崇尚教化”,而背地里兼并土地、阡陌连横,驱使海商海匪,吞海贸带回的货物和银子,可从没见一点手软!

只是此刻,浙江布政使,浙江一省的最高大员,对他这个好不容易混到举人的海商之后,说出这句话的分量?!把海贸直接定性为“祸乱之源”,这敲打和警告的意味?!…

“嗯?思诚,你有什么不解之处吗?…”

“啊…学生…学生聆听藩台教诲,顿觉茅塞顿开!…圣人朱子曾说过…生民最重要的,是吃饱肚子…国家也同样如此…”

施文德结结巴巴,说了几句曾经和人争论时,听到的“农本”论调。而布政使王哲看了汗流浃背的施文德一眼,笑着指点道。

“思诚,朱子的集注,是我大明取士的根本,还是要好好学…朱子的原话,是‘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而为政之道,在于‘农本’,在于‘安定’。”

“这其中的道理,亦是朱子的‘气理’之学。从‘民以食为本’的人理,到‘国以农为本’的天理!对生民来说,商贸奢侈,浮华游乐,都只是末节。只要‘节欲修身’,都可以克制。唯独‘农桑’,吃饱穿暖,是必须要满足的。不然生民就没有了活路,国家也会动乱…”

“所以,我等遵循圣人教化,主政一方…首要之事,就是‘劝农’!每岁二月起,巡视全省各府县,‘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像是这一次,我以省会杭州为起始,巡视两月有余至今。而这开设市舶司的宁波港,就是我巡视的最后一站!…”

浙江布政使司的治所,自然是在最紧要的杭州府。右布政使司王哲的官邸,自然也在杭州。

杭嘉湖平原的农业生产,向来是整个浙省一等一的要事,也是明代浙省官场考课,最为重要的指标,是必须得抓紧督促的。而等这一圈春耕督导完成后,右布政使司王哲选择“开口通商”的宁波港,作为巡查的最后一站,并在这里逗留良久…琢磨起来,也确实有些意味深长。

就像王哲去年刚一到任,就吩咐下人,在“开舶通倭”的宁波港安置了别院,时常过来监察。对于这位北地山西出身、曾在陕西担任参政、在边地防备过“北虏”的布政使来说,怕是早已遵循北地经验,把宁波看成了浙省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看成最不安定的“边镇”了。

“啊!是…藩台教训的是…朱子之学,深奥广博,无所不包。对于其中的‘性理’、‘气理’之道,我还得仔细钻研…其中不解的地方,也要向藩台这样的博学先师,殷勤请益!…”

施文德满脸是笑,真诚奉承着,屁股又往前挪了挪,只坐了个边。朱熹的学问,一直是明朝开科取士的标准答案,相当于“国考”的本经。可里面真正的艰深之处,又哪里是施文德这种没有名师点拨,没有家学传承的海商子弟,能够弄懂的?

这可不是咨询发达的后世,想要学一点科考的真东西,是难之又难的。各书院、各大家的传承,都基于“本经”,有一套自己的“注解”阐述,也就是不同的“述朱”。

而审阅考卷的主审官只要一看文章内容,看到“述朱的理念思路”,考生的师承背景、家学渊源,就能猜出个大概来。这种“意识形态”的评判,就会成为科考录取最主要的参考!

所以,没有拜入名师、没有家学渊源,单靠四书五经“本经”的普通寒门,在大明是完全不可能成为进士的。哪怕文采再高,文章写的再好,不符合评判官的“意识形态”,那举人也就到顶了!…

至于朱熹的“性理”、“气理”之学,把事物分成物质的“气”与“质”,和高于物质的客观规律,“理”。有了这一套认知工具后,再研究解释方方面面的问题,从而给儒学来了个“大升级”。

这“理”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不仅包含“客观规律”、包含“科学不变的部分”,还又把“人的道德”融入进去,包含了“精神变化的部分”。这样一来,“理”就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几乎有了宗教律令的味道,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备的事物逻辑与体系!

所谓“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从个人的“定心、诚意、修身”,到社会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能囊括其中。儒学的“礼法”,至此终于大成,能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眼下的礼法,明确了从生前到死后的所有秩序,强大至极,足以让所有的“一神教”,都自惭形秽、无能为力了…

“嗯…朱子之学,博大精深。思诚,你若真有好学之心,那未来圣人之道的前路,或许不仅仅止步于举人啊!…当然,我的学问,和黎公比起来,又自愧弗如了…”

听到施文德的“勤学”表态,布政使王哲抬了抬眼皮,看了他一眼,又一次把手按在了《黎文僖公集》上。可惜,施文德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一句“海贸是祸乱之源”的官方定调。

若是这样定调,那他施家的海上生意,眼下又该怎么处理?这日进斗金的海贸,总不能真的彻底放手吧?而若是放手,他施氏是攒够了银子,买够了田地,也得了个庇护的功名。哪怕没了海贸,也能安坐一方当个大地主。

可海上养的这两三百“水手”,又哪会乖乖散去?这些人,见多了快钱,拿惯了刀枪,又没有家小拖累,万一闹出什么乱子,还不是要算在他们头上?总不能把他们的脑袋,都“一股脑”交给官军吧?水手掉了脑袋倒是无所谓,可官军要是闻着味,一口咬上来,那施家还是得扒掉一层皮啊!…

想到这些两难的决断,施文德实在坐立难安。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脸上努力扬着笑,看着王哲的脸色,小心请教道。

“藩台…学生…学生曾听人说,南宋大兴海贸,百姓富足,税收充盈府库,故我大明亦可效仿…啊!此等必是歪理邪说,只是世人多愚昧,该如何批驳指点,使他们幡然醒悟呢?…”

闻言,布政使王哲深深看了一眼施文德。他垂下眼睑,沉吟片刻,淡淡开口道。

“对于宋人的评价,我大明士林中早有公论。思诚,你既然诚心请教,那我就看着你座师刘公的份上,稍稍指点你一二…”

“其一,宋之失地,贻患于边,唯贩舶之利,未能保疆卫国。其二,宋以商舶为国用,内政式微,贾人日益骄纵,政不可久。其三,宋人侈于舶来之物,习其淫奢,失中原风华…”

“而这三点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点!宋人失地,偏安一隅,渐失北地中原!海贸最盛的南宋,更是建都临安,完全不顾北地陷落的汉民死活!…”

“这,就是两宋与我皇明的最大差别!两宋先定都中原汴梁,后定都江南临安,商贸虽然繁盛,但对于国事无补,反而日渐势衰。而我皇明定都顺天府,天子守国门。长城边塞,辽东西北,才是我皇明经营的重中之重!”

“然而,北地贫瘠,生民多艰难,又有虏祸肆虐。我出生山西,自打记事起,年年都要备寇北虏。虏寇过处,向来人畜不留。正统十四年,瓦剌大军南侵,英宗御驾北征,更是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再后来,我任陕西布政使参政,在陕地主持备虏防务,又见到了西北的虏患…”

“北地战事连绵,又屯驻九边大军,粮食难以自给。江南的钱粮布帛,是必需得输送至边塞的,这样才能足粮足饷!因此,我皇明制定国策时,不仅仅只考虑江南,更要考虑大河以北,考虑陕、晋、辽的九边,考虑帝都的北直隶!这两京一十三省,可都是南北一体的…”

“为了平衡南北,太祖皇帝不仅规定了江南重税,还开创出了‘开中法’…这就是要以江南的钱粮布帛,支撑北地的边事!…”

说到这,布政使王哲眼神深邃。作为一位北地出身的进士,又在最贫穷的陕西,和最富庶的浙江先后主政。他比谁都更清楚。眼下大明的南北财富,究竟失衡到了何等的程度!可以说,浙江杭州一府产出的钱粮布帛,就要胜过陕西一省。

可自从明太宗定都顺天府后,大明就是以北方边地的经营为核心,以北直隶为“脑袋”,以辽东与甘陕为“双臂”。而江南之地的定位,就是“粮帛”的后勤输送地,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个“屁股”。

这个输送的“屁股”,就需得听“脑袋”的话,乖乖种田织布,交出钱粮布帛。江南不应该有太多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更不能有太多的军队!否则,要权有权、要钱粮有钱粮、要军队有军队,那就直接培养出第二个“脑袋”来了!到了那时候,这第二个“脑袋”,还会乖乖当交钱纳粮的“屁股”吗?

若是和郑和下西洋时一样,大开海贸。南直隶建立千百条船、数万人的水师,经常大规模的出海…且不说消耗的南方钱粮,对北地边疆输送的影响。单是帝国的经济政治完全失衡,南重北轻,头重脚轻…这带来的政治架构问题,可就大了去了!难道,还要从北直隶,重新迁都回南直隶吗?!…

当然,这些南北失衡的政治考量,士大夫们,尤其是北方士大夫们虽然心里清楚,但并不好说得那么直白。而此刻,布政使王哲语气幽幽,一脸严肃地给出了论断,不容任何置疑。

“海贸一开,江南愈加富庶,北地愈显凋敝。而江南愈富,开中法就日渐败坏,输送到九边的粮食就越来越少。长此以往,边地必然苦等粮饷而不至,边事会就此败坏,甚至纷乱四起。到了那时候,北直隶又岂能安定?!…”

“这次,我巡视浙江,只见许多府县,都把良田改稻为桑,粮食产出也愈发减少。百姓逐利,不顾国家大体,实在让我忧虑难安!…”

“宋人以江南为根基,舍弃北地,这才大开海贸…而我朝以北方为根基,江南海贸一开,百姓奸猾逐利,倭番纷扰海上,必然遗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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