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125章注释

注一：铁血少年团。也就是抗日杀奸团。“铁血少年团”不过是笔者为这个团体在本书中杜撰的一个名字。这个抗日团体于1937年成立，最初是由军统支持成立，并派遣人员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天津区书记曾澈就是早期最重要的领导人。

1938年至1940年，抗日杀奸团活跃于平津两地。曾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破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最初军统派驻的人员之外，基本上都是当地的热血少年。而这些青年，当时都是平津几所著名中学，如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少年升入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成为他们的主要聚集地。

例如，北京大学未名湖的湖心岛的地下室，就是抗日杀奸团核心成员的主要联络地点。

抗日杀奸团能长期存在并能取得一系列较大成绩，与其自身的成员构成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多为达官显贵之后，比如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和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即本书中乐锦文的原型）；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而且，这些千金大少还亲自直接参与刺杀和爆破行动，例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

这些公子千金投入抗日杀奸团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因为这个阶层子弟，在当时受到的高等教育最多，也最容易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上下同仇敌忾的抗日氛围。他们的社会背景复杂，消息灵通，牵涉面极广，使日伪对抗日杀奸团的查办往往投鼠忌器、事倍功半。直至1940年的“八月大搜捕”，日军封锁消息，调动伪满洲军警系统到平津两地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日杀奸团的情报系统，给其带来了巨大损失。

1940年7月，抗日杀奸团核心层决定在七七事变三周年之际，对臭名昭著的大汉奸进行刺杀，以示震慑。7月5日，抗日杀奸团的北平负责人、北大化学系学生、爆破专家李振英召集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北京育英中学学生）等行动人员，宣布根据情报，将在日伪在中山公园举办“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时，刺杀伪《新民报》报社社长吴菊痴。

7月7日，庆祝会召开。抗团人员利用各自社会关系混入会场，但发现现场警卫严密，遂决定在场外下手。孟庆时和朱慧珍等女生在场内散发抗日传单，收到传单的人竟无一喧哗和举报。

庆祝会结束后，冯运修和李振英骑自行车跟踪汉奸吴菊痴。行至师大宿舍附近，路旁胡同忽然出来一家送殡的队伍，吴菊痴和所座的人力车车夫都被其吸引。

冯运修就在此时靠近吴菊痴，趁其不备，用掌心雷手枪向吴菊痴头部连开两枪，吴菊痴当场毙命。

吴菊痴的被刺身亡，直接导致了日军“八月大逮捕”行动的产生。日本方面在很久之前就注意到了平津地区的抗日杀奸团，但多次采取行动，都被消息灵通的抗团人士提前察觉，因此收效甚微。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之前不和北平伪警察部门联系，而是直接调动满洲伪警察进入北平行动，利用已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进行搜捕。

这一次，抗团骨干四十余人被捕，京津大部分骨干都未能幸免，其中多数人牺牲在狱中，残存人员相继退出京津地区，抗团总部迁至重庆。此后，军统全面掌控抗日杀奸团，补充人员、提供装备。1942年，抗团开始再度渗透进平津地区，只是活动方式由刺杀爆破转向情报搜集和营救爱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动上。

注二：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日杀奸团，1940年考入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其实是一位出色的书生杀手。

同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运修也有着显赫的背景。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亲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伪军军营，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得一手好枪法。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尝尝训斥他不务正业，做梦也没想到外甥的真实身份。

八月大逮捕中，冯运修是日军的重要目标。8月6日深夜，日军秘密包围冯运修在西四北四条的宅院，警觉的冯运修当即发现，此时如果他翻墙撤退，是很有可能逃脱的。但冯运修却负责保管抗团的组织材料和有关文件以及行动枪支弹药，加入这些东西落到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冯运修将所有东西搬到厨房，将文件焚烧。

日军破门而入后，抓捕了冯运修的父亲和弟弟，要求冯运修投降。冯运修不予理会，继续焚烧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恍然大悟，开始发起进攻，冯运修躲在厨房内，仰仗充足的弹药开始还击。冯运修枪法如神，加上手中火力充足，宪兵和特务竟然拿他没有办法。

期间，有特务曾以冯运修的父亲为挡箭牌逼近厨房，却被冯运修一枪爆头。剩下的特务再也不敢靠近。

直到日军将机枪架设起来，冲着厨房扫射后，厨房的枪声才沉寂下来。日军进入厨房，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然战死良久，所有文件全被销毁，无法辨认。

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十九岁，他的父亲也在同时被捕，所以他牺牲的经过才得以流传下来。冯运修的父亲巧妙的将冯运修牺牲并已销毁所有文件的消息传递出去。因此得知消息的抗团成员都知道日军手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能咬牙坚持，不接受指控，有一部分人因此而无法被定罪，最后得以逃出魔窟。

据知情人所讲，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中，除个别人属于军统外，绝大部分其实并不是军统人员，他们家境优越，但奋勇杀敌，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只不过是仅凭着胸口的一腔爱国热血而已！

注三：曾澈。江西瑞安人，1913年生人，上海法学院学生，后加入军统，曾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侦查科科长，后任军统天津站书记，天津区区长。

1937年，曾澈通过长时间的一线基层工作，感觉军统对目前的对敌斗争缺乏明确的指导方针，很多家境优越的进步青年，怀揣拜服离开城市来到农村和山区参加敌后抗日救**。但所接触的军统领导下的部分敌后抗日队伍却是名不副实，很多人失望而归。曾澈与这些青年交流后，决定以学生运动为基础组建抗日杀奸队。

抗日杀奸团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日军的重视。八月大逮捕中，天津站军统人员裴级三被捕叛变，供出曾澈，及抗日杀奸团部分成员名单以及联络点。曾澈和抗团骨干李如鹏、丁毓臣相继被捕。之后，三人经受了日本宪兵长达一年的严刑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

1940年9月9日，曾澈等三人于北平从容就义。时年，曾澈二十七岁、李如鹏二十五岁、丁毓臣二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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