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燕雀安知鸿鹄志 雍季之言百世利

　　阳翟，荀贞营内。

　　程嘉对荀贞说道：“陶徐州素有贪取徐州五郡之意，这倒也罢了，若非君侯之力，彭城而今怕已早起战火，那彭城相薛礼却竟不遣一使前来，面谢君侯，实是不识好歹。”

　　虽然因为迫於形势，薛礼与荀贞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以共抗陶谦，可薛礼这人对荀贞一向来都是不冷不热，比如这次讨董，荀贞好心好意地邀他共起兵，他却丝毫不带委婉的，直接就拒绝掉了，故此而言之，荀贞对此早就“习惯”了。

　　老实说，荀贞这次援助彭城，本来也就没指望薛礼会“感恩戴德”，所以薛礼遣不遣人来谢，对荀贞来说，都无关紧要，对此他并不介意。

　　荀贞笑道：“薛彭城谢不谢我不重要，重要的是彭城我不得不助啊！”

　　程嘉看不得薛礼这副自恃彭城国富而“傲慢自大”的样子，心中很是生气，可既然荀贞说了他并不介意，程嘉便是再对此不满，也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最终悻悻然地说了一句：“君侯宽宏，固是不与他计较，可在我看来，来日却必有他后悔之时！”

　　“来日却必有他后悔之时”，程嘉这句话到底何意？

　　程嘉没有进一步地做解释，荀贞也没有问，只是一笑置之。

　　前边讨董未定，后头徐州起火，好在荀贞处置得当，及时灭掉了这把后院将起之火，可以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洛阳和董卓的身上了。

　　潜伏在洛阳周边的斥候把董军的近况源源不断地送回，荀贞、孙坚每天都必会聚一聚，根据最新的情报分析一下敌情的变化。两天、三天，短期看来，董军似无什么变化，可如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却能够明显地看出董军的士气确如荀贞所料，正在一天一天地变得低落。

　　士气低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军纪方面。

　　董军的军纪本就不好，随着在洛阳一带驻扎日久，军纪越发不堪，兵卒私自出营掳掠几乎已成常态，一边是掳掠增多，一边是日常的操练松懈，甚至包括营区内外的警戒，也渐变得松弛十分，漏洞百出。

　　如是外无诸关卡为阻，荀贞、孙坚就不但完全可以於此时此刻遣出一支精锐，偷袭其营，而且成功的可能性还会不小。

　　只是可惜，董营外有虎牢、轘辕、伊阙诸关为屏障，却是难以过关偷袭的。

　　这日，从荆州传来消息。

　　却是刘表被朝中拜为荆州刺史后，他单人匹马，入了荆州，——而今董卓起乱，到荆州的路上遍地盗贼，几是道路不通，刘表没带什么随从、甲士，只身长途远行，却竟然能够平平安安地抵达，既使人敬佩於他的勇气，也令人惊叹於他的运气。

　　到了荆州后，刘表在宜城这个地方请来了周边的名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和他们商议时事。蔡家不必说了，乃是荆州冠族，蒯家亦是名门，在荆州之地是数得上的右姓士族，蒯良、蒯越二人与蔡瑁一样，俱是久享盛名於州郡了。

　　此时荆州的形势很不好，对刘表非常不利。

　　荆州最富庶、人口最多、战略地位最重要的郡是南阳郡，而现在袁术盘踞在此，尽有其众，留给刘表的就只剩下了其余那些不太富庶、人烟也较为稀少、战略地位亦相对不高、离中原稍远的郡县，——亦正是因南阳在袁术手中，所以刘表才跑来了宜城。

　　而在这些剩下的郡县里，大约因天高皇帝远之故，其境中素来是宗党势力强大，於今天下乱事已起，更是宗党猖狂，盘踞各地，只拥众在千人以上的怕就不下数十股之多。

　　最膏腴、最重要之地为外人所占，余下之地又是宗党之地，而入荆州之日，刘表身边又无一兵一卒，仅他一身而已，在这个乱世初始之时，摆在他面前的局势不是一般的恶劣。

　　荀贞与蔡瑁认识，自相识以来，他两人时有书信来往，尤其是荀贞到了颍川后，在这么一个时局不稳，形势越来越动荡的背/景下，为互通消息，彼此书信来往的更加频繁，荆州的许多消息荀贞都是从蔡瑁那里得知的，在和刘表议过荆州时局后，蔡瑁给荀贞写了一封信，信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次会议。

　　刘表和蔡瑁、蒯越、蒯良诸人一样，也是出自高门，因而他此前虽未曾在荆州为官，却和蔡瑁等人是早就相识，会议上他不必遮遮掩掩，直接就道出了他的忧虑，他说道：“如今袁术在南阳蠢蠢欲动，江南宗党势力十分强大，又各自拥兵独立，假如袁术借助他们的力量乘机来攻，必然会大祸监头。我想征兵，但恐怕征集不起来，你们有什么高见？”

　　当时第一个发言的是蒯良，他回答说道：“民众不归附，是宽仁不够；归附而不能治理，是恩义不足。只要施行仁义之道，百姓就会归附，像水向下流一样，为什么担心征集不到？”

　　蒯越第二个发言，他说道：“袁术骄傲而缺乏谋略。宗党首领多贪残凶暴，部下离心离德，若让人显示好处，这些首领必然会率众前来，您把横行无道者处死，招扶收编他们的部下，州内百姓都想安居乐业，听说了您的威望和恩德，一定会扶老携幼，前来投奔。聚集兵众后，据守江陵和襄阳这南、北两处，荆州境内的八郡，发布公/文就可平定。即使那时袁术来攻，也无计可施。”

　　蔡瑁在信中提到，说在听完蒯良的意见后，刘表称此是“雍季之论”，而在听完蒯越的意见后，刘表则称此是“臼犯之谋”。

　　雍季和臼犯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说，诈谋虽能得逞於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用诈术取胜，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在信末，蔡瑁说：刘表采纳了二蒯的意见，在会议结束后，就派蒯越去引诱各宗党首领。

　　因为在写此信时，蒯越刚出发未久，所以成效如何，尚不可知，蔡瑁自也没在信中提及。

　　荀贞把蔡瑁的信递给孙坚，待他看过，慨叹说道：“刘景升，英雄也，虽是只身入荆州，而荆州已入其手矣！”

　　只从刘表把蒯良的意见比作雍季之论，把蒯越的意见比作臼犯之谋，就可看出他的雄心勃勃，也可从中看出他这是决定要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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