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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 御屏录名非治人之本


  申时行当即便跪下道,

  “君命崇严,皇上所赐之左柱国及诰命,臣不敢渎辞,至于三俸兼支、部宴再赐,则臣愚犬马心有万不能安也,国家设官分职,皆有常禄,或因事酬劳,则有加俸,然未有兼支矣。”

  “而臣先以三年考满,奉旨加支正一品俸,续以《会典》书成,奉旨兼支大学士俸,本朝故事,阁臣惟九年考满,乃得赐宴礼部,而臣当初考,即奉特恩,不啻优礼过甚矣。”

  “今灾伤迭见,饥馑日臻,太仓之积贮日亏,光禄之供应大窘,似此冗食冗费,宜首加裁节,为天下先,且民方啼饥,而臣益禄,民方哀鸣嗷嗷,而臣饮食衎衎,下之不能佐百姓之急,上之不能分圣主之忧,则何以称弼臣、居表率乎?”

  “况勋诰禄荫,臣之所受者多,俸宴二端,臣之所辞者寡,望皇上俯垂鉴察,将兼俸、部宴允臣所辞,则皇上信臣之深,荣于三锡,待臣之厚,重于九迁矣。”

  申时行这么一跪下来,朱翊钧心里就跟着那么一突,他实在是个太重视自尊与人格的好人,任何一点超乎平等的厚待礼节都只会让他感到在受洋罪。

  朱翊钧在受了近一年洋罪之后,终于发现封建社会的人民本质上都是蔑视自尊的,只要他们的自尊替他们受了罪,那其他的罪就可以免受了。

  因此在这一点上,朱翊钧虽然贵为天子,但始终处于人民的下风,毕竟一旦人可以蔑视自尊,随那被蔑视的自尊去受罪了,此人便已是战无不胜,永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了。

  现在申时行就用这种轻蔑自己的方法站到了朱翊钧的上风,于是朱翊钧只得道,

  “先生何妨?船政积弊甚多,理应著实整顿,若是再因循违误,却不知责归何处?”

  朱翊钧说到“著实整顿”这四个字时,未免申时行跪伏在地看不见自己认真的神色,还格外用力地加重了咬字音节。

  申时行回道,

  “船政河漕,为国家命脉所关,每岁漕粮,以两运京仓,一运通仓,京仓收十之四,通州十

  之六,是故京仓为天子之内仓,通仓为天子之外仓。”

  “近年以来,宗支益盛,官爵益多,灾伤益重,一应供奉上用、京军布花、外夷赏赐、京官俸禄、京民赈济、食粮边方,此等急务皆取办于京仓。”

  “然漕之法,水运则有江河风涛之险,陆运则有飞挽负驮之劳,其动众不盈万不足以致利,臣以为,京仓系军国之急需,万姓之命脉,若要整顿船政海漕,则必先著实京通二仓之国用漕储。”

  朱翊钧想了一想,觉得申时行的提议也没甚么毛病,自己坚持把漕运改成海运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和发展海贸,内阁却还是要维持漕储稳定的,

  “先生所言甚是,朕闻民间有论漕粮言,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兴船政而察漕粮,乃理所应当之事。”

  朱翊钧觉得自己已然将话说得如此明白,足以打消申时行所有的不安之念了,毕竟万历朝上一个能“兼支尚书俸”的总裁辅臣是张居正。

  不料申时行却继续道,

  “京通仓厂乃钱谷之要也,实皆户部职掌,顷者添用内臣,至今皆内官主之,实于国计无裨。”

  “祖宗朝设尚书、侍郎总领天下财赋,督察委之,台官放收属之郎署,当时不闻内官与事,法至善也。”

  “宣德间京通二仓暂设总督、监督二员,其后复增至二三十员,创设中瑞馆处之,冗滥积弊,实为国家大蠡。”

  “至皇祖世宗诏书裁革二仓内使至二十七员,又罢中瑞馆,尽取其余人代还内府供役,及临清、徐、淮监督之使,一切罢用不遗。”

  “臣等惟人君法令,所以行诸天下而人莫敢不遵者,皇上登极之初,裁革各仓监收内官,后虽稍增于前,旋纳言官之谏,令今后俱依成化二十三年裁减事例,官省事简,一时传诵以为美谈。”

  “不意近年复有内官之命,大与前旨相反,弊甫革而复生,令方行而自沮,诚为可惜。”

  “且京通二仓原设止总督一员,监督二员而已,当时各治其事,未见废坠,后虽渐加,无益有损。”

  “臣素闻,生一事则有一事之害,增一官则有一官之费,况人品不同,执勘者误事,贪婪者侵削,亲信者恃势求索,无所不至。”

  “皇上以为内官忠实可用,例不可废,则每处置一二辈足矣,然今各处仓廒场库,少者五六辈,多者二三十辈,作奸索赂,虚名冗食,其弊尤甚。”

  “夫‘一虎十羊,势无全羊’,何况十虎一羊也?臣窃计今事之势,内官者,乃皇上之腹心之病也,今皇上诚欲腹心安,则莫如铲内官之权也。”

  朱翊钧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申时行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就是想要皇帝把从宣德年间以来的监仓太监给革了,把漕粮处置权全数交还到户部手中。

  其实晚明宦官对漕运仓储与钞关的掠夺,都是为了取悦皇帝,将所强取的钱财供奉于宫廷,因此晚明的宦官看起来是在作恶,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专为皇帝作恶。

  所以申时行表面上是在说宦官掠夺太多,实际是在劝皇帝少从漕粮处索取一些,皇帝带头用得少了,漕粮富裕了,漕运转海运的工作就好办了。

  不得不说,朱翊钧这近一年的皇帝没白当,申时行的话一入他的耳朵,就自动转成了万历皇帝所理解的那个意思,可见他的洋罪是没白受。

  但是朱翊钧也知道仓监不能一时就裁革殆尽,太监是皇权的白手套,摘下套上都不容易。

  朱翊钧这回重用皇亲勋贵,就是为了在将来的海运里多栽培一些能直达天听的自己人。

  如果能就此形成勋戚、内官、外臣三足鼎立、彼此牵制的局面,那对将来的“国有海贸私有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毕竟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是如此之低,仅凭皇帝的一力支持怕是远远不够的。

  朱翊钧重视自尊,对“以权压人”这种事自然也是不看好的。

  世上有哪一个人是生来就甘为人下的呢?

  上位者如果以权压人,在权势未丧失时,底下人尚且能隐忍听命。

  可一旦上位者的权力丧失,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等待上位者的将是忍耐已久的集体反扑,更甚至会被剥皮食肉。

  譬如嘉靖皇帝差点儿被一群宫女勒死,正德皇帝和天启皇帝皆逝于覆舟落水之后。

  因此现代人朱翊钧更倾向于利益交换,反正政治是多变的,利益是永恒的,交易双方的人格在交易时总是平等的。

  “先生所言甚当,此等情弊理应禁革,罪之不宥。”

  朱翊钧斟酌着回复道,

  “京通二仓、水次仓、皇城各门、京城九门、各马房仓场、各皇庄等处,多系正德年间额外多添内臣。”

  “朕将依先生所请,命司礼监照嘉靖初年查参取回,再令临清仓监督内臣止留现在二员,著廉静行事,不许纵容生事,今后亦不再添补人员,先生以为如何?”

  申时行当即为皇帝的退让顿首道,

  “皇上圣明。”

  朱翊钧赶忙叫起了申时行,

  “朕于天下事不得尽知,各项事体都不与闻,故而设内官以通下情,先生不必介意,昔年世宗皇帝用人间于旨内径批,不由部推,朕亦是效仿皇祖之举。”

  申时行站起身道,

  “皇上睿哲天成,英明神授,动容出辞自是无一不中,礼节用人行政自是无一不当。”

  朱翊钧知道申时行这是应下来了,于是笑道,

  “先生过誉了。”

  申时行又道,

  “安民之要,在于知人,辨论官材,必考其素,先该礼部题准,万历十六年各处岁供生员,共一千三百二十四名,开送翰林院考试。”

  “臣等会同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刘虞夔,出题弥封,严加考试,取中文理平通上卷十二卷,文理亦通中卷九百九十卷,具堪授教职。”

  “臣等已将试卷封进,请乞圣裁发下,开送吏部,查照臣等先后题准事理施行。”

  朱翊钧微微一怔,心想,下一场必须由皇帝高度关注的科举考试应该是万历十七年的会试和殿试啊,岁贡生不过是可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的成绩优秀的秀才,这也需要皇帝亲自过问吗?

  而且这个刘虞夔在历史上是王锡爵的门生,与申时行并无冲突,在万历十年时亦曾任经筵讲官,为万历皇帝讲过学,按理说,这个人实在没有任何值得万历皇帝特别注意之处,

  “是,先生报与吏部知道就是。”

  申时行微微倾身道,

  “皇上天挺睿明,励精图治,其加意于吏治人才如此。”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吏治”二字“噌”地一声碰到了朱翊钧心中那根紧绷着的弦。

  果然,只是才说要让马户投票推吏,甚至都没有直接提出“废除科举”,试探的人便已经来了。

  “天下幅员广阔,山川地里形胜,朕举目之间,可以坐照而运之掌,而今所赖以分忧宣力者,全在大小臣工,臣工各举其职,保国安民,则朕端拱穆清而天下自理。”

  朱翊钧抬起手,往文华殿的随意一处虚空一指,这一指指得笃定又漫不经心,好似指向的是一处尧舜神话中虚空的过往,如影随形又无处不在,

  “从前张居正在时,曾进献御屏十五扇,中三扇绘天下疆域之图,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各为浮帖,教朕置于文华殿后讲读、进字之所,以便朕朝夕省览。”

  “那御屏之上,时时罗列着两京及在外文武职,以及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每经十日,但逢各官升迁调改开送内阁,张居正便令中书官写换一徧。”

  “故而朕虽尊居九重,坐运四海,于臣下之姓名、贯址,百司庶府,四方郡国,却能一一了然于心。”

  “如某衙门缺某官,某部推举某人,即知其人原系某官,彼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彼能办此事否,朕皆能亲自询问,细加商确。”

  “倘或考之前史,朕先前所赖之屏风,亦非我朝独有之故事,昔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书于御座屏风,坐卧观览;唐宣宗知泾阳令李行言之贤,书其名于殿柱,不次擢用;我成祖文皇帝尝书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仁宗昭皇帝亦命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李庆,具各都司、布政、按察司官履历,揭于奉天门西序。”

  朱翊钧收回手,好整以暇地看着此时格外安静的申时行,他发现只要皇帝一提起张居正,皇帝身旁的人便变得格外安静,他现在正需要这份安静,

  “先前张居正在时,朕每一指顾间,则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简、一时官员贤否,概莫逃于朕之心胸左右。”

  “可张居正离开朕后,朕依然命人将那座屏风给砸了,先生可知是为甚么?”

  申时行低头答道,

  “皇上独运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自然再无须藉以外物匡弼。”

  皇帝轻轻笑道,

  “不,是因为朕发现朕无论藉以何人、藉以何物,都无法时时与百姓休戚与共,用人在于名实之间,而吏治之根本便是百姓之哀喜得失。”

  “朕以为,为臣者,乃君之股肱耳目也,人之一心,虽赖股肱耳目以为之视听持行,而心之精神,亦必常流通于股肱、耳目之间。”

  “然后众体有所管摄,而各效其用,此明君所以总条贯而御人群之要道也,故而百姓之哀乐,既在于朕,亦在于臣,更在于我大明天下成千上万的衙府吏工之间。”

  “朕若是只能知百官而不知府吏,只能知百司而不知乡情,只能得股肱耳目而不得血肉躯骨,那这座屏风又有甚么用呢?因此朕只得砸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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