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陋规才是铁律

　　朱翊钧在实际获得努尔哈赤的动静之前，先见了一回徐泰时。

　　由于见徐泰时是徐泰时自己的要求，因此朱翊钧在见到徐泰时之前，就知道晚明的马政已然是败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条经验也是朱翊钧在穿越后自己总结出来的。

　　他发现晚明的官员在庶务上表态得极多，能为皇帝说明一个政策来龙去脉的人却极少。

　　一般当一个机构的官员能堂而皇之地对皇帝解释一个政策中的种种漏洞时，就说明这个政策的漏洞已然成了连皇帝都不可动摇的陋规铁律。

　　朱翊钧虽然归纳了这条经验，但他知道这条经验的最终实践其实多应验于崇祯朝。

　　当年崇祯皇帝刚登基的时候，曾经像国民党垮台之前一般向群臣发出了“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号召。

　　当时的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针对皇帝的这一号召上了封《劝廉惩贪疏》，在疏内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细账。

　　他明言大明的每个官位都是明码标价的，这不是因为大明的官太爱钱了，而是因为做了大明的官之后，如果不爱钱，他就无法在大明官场生存下去。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韩一良还以自己两个月内推掉五百两官场交际费为例，形象生动地向崇祯皇帝阐明了大明官场的腐败已经到了如何触目惊心的地步。

　　崇祯皇帝看了这道奏疏，激动不已，以为韩一良是大明难得的忠正之官，立刻将他破格提拔为右佥都御史。

　　就在这时，吏部尚书王永光跳了出来，请求皇帝让韩一良指出行贿的具体人名来。

　　韩一良立刻变得含糊其辞，态度暧昧，表现出一副不愿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皇帝准许他密奏。

　　不想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皇帝不得不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当面对质，坚持要求韩一良说出那向他行贿“书帕五百余金”的腐败份子究竟是谁。

　　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皇帝一再发问，韩一良就扯旧事。

　　君臣对峙了几个回合之后，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崇祯皇帝大怒，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将他革职为民。

　　韩一良宁可教崇祯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也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就是因为明末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了连皇帝都难以遏制的普遍规律。

　　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不够花，所以官员们爱钱有理，他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

　　韩一良能诚实而正直地将官员明码标价的受贿事实有理有据地上呈给崇祯皇帝，就是因为他知道以当时的情形而言，崇祯皇帝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和手段去根除或惩治腐败了。

　　所以朱翊钧对徐泰时主动要求向皇帝阐明马政情由这件事表现得并不怎么高兴。

　　虽然徐泰时在史书上的人设的确是“性耿介，敢直言”，但若非晚明的马政坏到了一般境界，徐泰时是决不肯如此慷慨陈言的。

　　当然朱翊钧心里对徐泰时的求见还是存着一点儿侥幸的。

　　徐泰时是因为李太后修过慈宁宫、万历皇帝修过陵寝而被升擢为太仆寺少卿的，无论如何也算个办过实事的能吏。

　　再加上他是申时行的堂弟，既能甩锅又能改革，可进可退，他代表太仆寺向皇帝秉呈现状，未必就是一味地想墨守成规。

　　朱翊钧给自己做好了这两种心理准备，这才在文华殿中召见了徐泰时。

　　文华殿还是一如既往地华贵而清冷，金砖地衬琉璃瓦，红梁柱配高足炉。

　　徐泰时躬着腰，穿过三交六椀菱花槅扇门，缓步走进殿中。

　　朱翊钧定睛看去，只见他身穿大红纻丝麒麟服，腰系茜草素金带，胸前是一块方方正正的云雁补子。

　　徐泰时今年才四十八岁，在晚明官场上还算年轻，他面皮白皙，带有风尘色，下颏有点尖，配着疏疏朗朗的胡子，显得十分清瘦。

　　徐泰时走到殿中就跪了下来，神态谦卑地向皇帝行礼问安。

　　朱翊钧虽然在穿越后象征性地出席过不少常朝，但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打量过每一位官员。

　　他将低头跪地的徐泰时细细观察过一番后，方才惯常性地垂下眼帘，道，

　　“成祖皇帝尝云，‘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

　　“如今朕欲操练亲军，下旨调马六千五百匹，徐卿却于此时上疏求对，不知是何原因？”

　　由于朱翊钧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他此刻的问话语气十分和蔼，听起来毫无诘问斥责之意。

　　徐泰时回道，

　　“寺库缺乏，胡马不堪寄养，边镇马政废弛，臣等无才，皇上今所需之内军马匹，太仆寺实在难以调拨。”

　　“还请皇上遣使南京太仆寺，或下旨兵部，如今一切军需，皆从本兵征调，王一鄂曾巡抚宣府又总督辽蓟，于兵事而言，臣远不及王尚书矣。”

　　“本兵”是明朝兵部尚书的别称，在这里指代的是万历十六年的兵部尚书王一鄂。

　　朱翊钧一听就知道徐泰时这是在把责任推卸给兵部，不过他可不上当。

　　明朝马政的基本制度是“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前者实行于西北和辽东，由苑马寺和行太仆寺负责供应戍边部队所需马匹。

　　后者实行于南、北两直隶和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由南、北太仆寺掌管，其所得马匹主要供给京营骑操。

　　因此太仆寺虽然隶属兵部，但是民牧马匹的具体事务从明初开始就一直由太仆寺打理。

　　按照晚明的情形来看，皇帝若想给自己的禁军装备战马，一般只能寄希望于太仆寺。

　　倘或去下旨垂问兵部，兵部大概率也是再下一道指令反问太仆寺。

　　九边的马匹数额原本就入不出敷，除了太仆寺，兵部尚书就是再能干，也不可能比皇帝还要多一条调马的路子。

　　而且虽然两京太仆寺格局相似，但南太仆寺只管理南直隶地区，北太仆寺却管理着北直隶、山东三府及河南的三府一县。

　　自正统十四年后，北太仆寺所督理的民间孳牧，除了原有的种马外，还多了寄养马。

　　因此于民牧而言，无论是范围还是深度上，北太仆寺都远远胜过南太仆寺。

　　朱翊钧心里清楚，马政一旦溃烂，那么南太仆寺一定比北太仆寺的情形还要糟糕许多。

　　“朕记得徐卿先前为朕建造寿宫，亲自相土以定高下，又精心核算，为朝廷省钱数十万缗。”

　　朱翊钧一面慢条斯理地说着，一面将视线定格在自己腰间的玉带上。

　　他当了快一年的皇帝，还是很怕看到别人朝他磕头，

　　“如何一去了太仆寺，便连调拨马匹都束手无策了？”

　　徐泰时叩头道，

　　“马政乃历朝痼疾，俭省仅堪为一时之策。”

　　“臣观前朝史书，见蒙元起于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取天下，古或未之有，其起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

　　“蒙元之牧地，东越耽罗，北越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凡一十四处，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

　　“然至我太祖高皇帝起兵之时，蒙元已是马匮牧散，乃至元顺帝用军之际，竟以到了以‘括马’之名四处征掠地步。”

　　“彼时江南已不产马，百姓因战马而横遭征括之累，又懔于蒙元峻严之苛法，以致视养马为畏途，更视蒙元为仇寇。”

　　“昔年蒙元之牧场遍布四海，元帝尚受乏马之困，何况如今我大明草场匮缺，孳牧艰难。”

　　“太仆寺之设，原理马政，而自种马卖而俵马行，于是始有本色与折色，随宜派征，而马价、草料等银，岁征大约四十余万，以待买马之需。”

　　“自后各边请发，始而借支，继而年例，如今一切军饷取足兵部，兵部则必取诸于寺库，于是支发若流，积贮不支。”

　　“马价不足，借支草料，草料不足，借支子粒，而寺库实际所存者，不过子粒、桩棚等银十余万而已。”

　　“虽有旧库一区，嘉、隆以来封识惟谨，即使春运尽完，不过十余万金，仅供年例而已。”

　　“臣私以为，兵多不若兵精，目前太仆寺已见匮竭，日久则必不能支，实恐锱铢取之而泥沙用之，涓滴收之而尾闾泄之矣。”

　　“皇上明旨恒称内库缺乏，然臣等不言，皇上岂亦安知寺库缺乏如斯……”

　　朱翊钧淡声开口道，

　　“好了，朕不过是问了一句，还没出言斥责，倒引出徐卿的许多抱怨来了。”

　　朱翊钧略一掀眼皮，见徐泰时仍额头贴地地跪伏在地，顿了一顿，又垂下了眼帘，

　　“古之太仆虽职主内厩，然昔年周穆王命伯囧以绳衍纠缪，汉之石庆策马之对贡禹，唐之张万岁、王毛仲以蕃马而得收一缣易一马之效。”

　　“此则上而官同职异，下而官同道异之理也，徐卿论元史，便是要朕以史为镜，朕论先贤，也是要徐卿以人为镜。”

　　徐泰时忙磕头道，

　　“得失轻重，固在其间，臣实不敢对皇上有所欺蔽。”

　　朱翊钧顿时沉默了下来，徐泰时的这个反应很明显对应的是自己的第一种心理准备。

　　他的确是预备来向皇帝说实话的，但是他也知道“实话”已然对挽救马政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朱翊钧对这个结果当然不感到意外，但是他心里总有一些隐约的失望。

　　他觉得万历十六年的马政情形理应比崇祯年间要好上一些，没想到徐泰时一进文华殿就像韩一良一样给了皇帝一个看起来诚实积极实则代表否定的表态。

　　朱翊钧轻轻地吸了一口气，在心里告诉自己千万别着急。

　　现在李自成还没出生，解决李自成父亲的生计问题，总比直接面对李自成的生存问题的余地要大上一些。

　　李自成父亲也是李自成决心造反的一大原因。

　　李自成的父亲李守忠当年被佥派为“马户”，因养马而赔累破产，后又因转行买卖瓷器而不幸失足身亡，导致李自成家道中落，使他不得不外出谋生，应募到银川驿当上了马夫邮递员。

　　从这个角度来说，后来发生在李自成人生里的那一连串连锁反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并不是崇祯皇帝决定裁革驿站，而是明廷极其不合理的马政制度。

　　如果不彻底改革马政，那么即便自己现在立刻传旨陕西米脂县去捉拿李守忠，也无法真正防止另一个“李自成”的诞生。

　　李自成只是明末种种腐败制度下因时机巧合而偶然形成的一个“农民领袖式”的人物，他本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个能随机滋生李自成的社会体制。

　　“古人云，‘人主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徐卿既不敢欺蔽，朕自理应听言受事。”

　　朱翊钧认真发问道，

　　“太仆寺寺库何至于匮乏至此，马政又是如何一步步败坏到今日这般田地，其中情由，徐卿可愿向朕一一道来？”

　　恰如朱翊钧先前所料，徐泰时闻言便道，

　　“事关国家，臣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朱翊钧终于抬起眼来，叫起了徐泰时，又给他赐了座。

　　这时朱翊钧已然调整好了心态，他决定还是把自己当一个客观公正的明史研究生，而非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

　　晚明的制度问题是不能用“帝王思维”去解决的。

　　就像崇祯皇帝当年坚持要向韩一良追问那五百两书帕金的来历，就显得很不通情理。

　　韩一良公开向皇帝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这就意味着在满朝文武眼中，俸禄外的灰色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而那套名义上的、官员低薪的正式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现代人朱翊钧当然要比崇祯皇帝要通情达理。

　　这不是因为他默认了皇帝要向官僚集团的潜规则投降，而是他能从人性角度去体谅那套晚明正式制度下“作为清官”的艰难。

　　帝国制度一向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无论官僚集团如何挥舞道德大旗，但道德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对于这一点，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朱翊钧是普通人，因此他并不像崇祯皇帝那样要求朝中人人都用道德的力量去抵御人性的贪婪。

　　他接见徐泰时，只是想从人性角度出发，挖透晚明马政潜规则的深根，早早地将“闯王李自成的产生”扼杀在他家道中落之前，将吴三桂的假降制止于辽东彻底变成一个无银无马的烂摊子之前。

　　因此当徐泰时落座之后，朱翊钧看向他的目光竟然意外的平和，他是拿做学术的态度去面对徐泰时对马政溃烂的诚实的，

　　“民牧种马之佥派，无非是计户、计丁、计地之三策，如今徐卿言道库匮马乏，莫非是此三策皆不能奏效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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