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1960年,中国人的灾难降临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使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出现极度紧张的状况。政府除了紧急调运国库存粮支援最困难的地区外,还采取了多种措施,譬如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压低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及食用油定量,并提倡制造代用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即使这样,各地仍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饥饿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全国。

        连李云龙这样的将军家庭也受到饥饿的威胁了。部队有了新规定,军官的口粮标准减为每月27斤,从27斤口粮里还要扣除五斤支援国库,另外又扣除一斤支援灾区,因此只剩21斤了。李云龙大半辈子都是吃军队的大锅饭过来的,对家庭开支几乎没什么概念,对钱财也看得很淡,每月的工资都是由郑秘书代领,再交给田雨。他自己很少花钱,这并不是他节俭,而是他除买烟买酒之外再也想不起有什么需要花钱的事了。

        田雨可作难了,她自己的口粮标准也只剩下21斤,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健已经八岁了,小儿子李康才两岁,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两个儿子的口粮标准加起来才十几斤。更要命的是家里还有个保姆张妈,张妈是个老年寡妇,无儿无女,来自山东农村,没有城镇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平常年景无所谓,可这大饥饿的年景就难坏了田雨。张妈没有儿女,在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了,你能让人家走吗?可是留下她也难办,全家人就这点儿口粮标准。田雨急得没办法,只好和李云龙商量,能否把困难和组织上说说,特殊照顾一下,只要再有15斤口粮,全家人勒勒裤带就能过去了。可李云龙一听就把眼睛瞪得像牛眼:“谁家没困难?都要照顾组织上照顾得过来吗?亏你想得出来!”

        田雨为难地说:“那你说怎么办?张妈在咱家干了好几年了,咱们就忍心赶她走?再说,这会儿请人家走,不是把人家往死里赶吗?”

        李云龙说:“张妈也是咱家的人嘛,当然不能赶人家走,有饭全家吃,没饭全家一起饿着,情况总不能老这么糟,慢慢地会好起来的。”

        田雨说:“可眼前就有点儿过不下去了。”

        李云龙愣了,他没想到自己家也面临着断顿的危险,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没办法,只能再勒勒裤带吧。”

        本来李云龙是个大肚汉,平时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这几年活动少了,肚子也微微隆起,被称为“将军肚”。从这次谈话后,他给自己重新定了口粮标准,每天半斤粮食,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喝一大碗凉水,没两个月他的将军肚就平了,后来又渐渐凹进去,肋骨也一条条突显出来。有一次他带着郑秘书和几个参谋去视察前沿的炮兵阵地,一座小山包他硬是爬不动了,眼里冒金星,浑身流虚汗。郑秘书连忙扶他坐在山坡上。李云龙自我解嘲地说:“不行啦,岁数不饶人呀。”一句话说得青年军官们都落下泪来,其实谁不知道军长是饿的?田雨和丈夫的感情虽然早已出现裂痕,但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往日感情上的恩恩怨怨似乎都顾不上了。特别是从这件事上,她看到了李云龙善良、豪爽的一面和作为丈夫的责任感,其实她吃得比丈夫还少,而且已经开始浮肿了,但她顾不上自己。眼看着李云龙一天天消瘦下去,田雨的心里像刀割般难受,她主动搬进丈夫卧室,想给丈夫一些温柔和慰藉,可她失望地发现,李云龙似乎变成了个没有任何欲望的木头人,对妻子的亲昵无动于衷。

        那年冬天,一连串的祸事降临在这个家庭。

        那天李云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战友孔捷打来的,平时一贯高声大嗓的孔捷今天的声音极小,说话也吞吞吐吐,由于距离太远,再加上线路里的杂音,李云龙听了半天才听明白。孔捷告诉他一个使他极为震惊的消息,丁伟将军被逮捕了。李云龙听说后,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

        在“庐山会议”上,战功赫赫的元帅及党内元老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遭到清洗。这些事,李云龙早已从文件上看到了,但他万万没想到此事竟牵连了丁伟。

        本来按丁伟的级别和这些大人物没什么关系,可丁伟的性格使自己倒了霉,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心里有话就非说不可。在大军区召开反右倾大会时,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丁伟竟站起来当众为彭德怀辩护,并声称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反正他脑袋上的乌纱帽也不大,想摘就摘了去,砍掉他丁伟的脑壳他也是不服。丁伟的反抗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即被扯掉军衔宣布逮捕。丁伟被戴上手铐时表现得非常强硬,他对着会场上的几百名高级军官喊道:“同志们,我们的党和军队有危险,这种空气太不正常了,连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按组织程序提点儿意见尚且被定为反党分子,照此下去,将来党内人人都难以自保,好人会越来越少,小人会越来越多,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早知如此,我丁伟当初就不该参加红军,不该参加共产党!”

        据说,当时会场里数百名将校听了丁伟的话,无不骇然变色。李云龙脸色铁青地找出一瓶茅台酒,这是他给丁伟留的。他一口气把酒喝个精光,酩酊大醉,他吼道:“丁伟呀,好兄弟……你是条汉子……我李云龙不如你……是,是他娘的孬种,软骨头……”吓得郑秘书赶快关上门窗。

        田雨这天没上班,因为军部大院里今天分白菜,她和张妈一起把分到的白菜搬进院子后,忽然发现刚才菜车停过的地方还凌乱地扔着一些冻坏了的白菜帮,田雨踌躇了半天,终于下决心把这些烂菜叶拿回家用水洗净,和张妈一起用盐腌了起来。

        她正忙着,门铃响了,田雨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这人的脸呈古铜色,满脸如刀刻般的皱纹,一看便知是常年从事室外劳动的结果。

        “你是田雨吗?”陌生人问。

        “是的,你是谁?找我有事吗?”田雨狐疑地问。

        “能单独谈谈吗?不要有别人在场。”

        田雨把陌生人带进客厅说:“这里没有别人,你可以讲了。”

        “我从东北兴凯湖劳改农场来,我的姓名就不说了,别人管我叫老K,我是个刑事犯,1954年因盗窃罪被判三年徒刑,刑满后就在兴凯湖农场就业了,令尊田墨轩先生和我同在一个劳改队……”

        田雨浑身一震,急切地问道:“我父亲现在好吗?快说说。”

        老K垂下眼皮,沉默了一会儿说:“令尊已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田雨像遭到雷击般僵在那里,她霎时大脑一片空白,她伫立在客厅中央,久久不动,恍惚间仿佛站在宇宙的长河之岸,看浪涛滚滚,汹涌澎湃,轻轻的风托着一个灵魂朝她走来,在苍穹的深远处,有如金石般的声音悠悠飘来,袅袅如天籁……孩子,人类的历史,不过是浪花中的一点泡沫。而苦难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把人置于苦难的炼狱中,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谛和心灵狂飙闪电的壮观。悲剧把人生的善恶推向极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人性太复杂了,它有着巨大的包容性,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颜,极言直谏的脊梁和风骨,举国皆吾敌,而不改其度。这就是人性的双重性,世间万物不离其宗,譬如太阳,人类既然接受了它喷薄时的那种瑰丽,升腾时的那种蓬勃,就得接受它骄横中天的炽烈,那是同时赐予你的。……在茫茫暮色中,在宇宙长河之岸,田雨有种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宇宙苍凉感,但尽管苍凉,却并不伤感,微风托着一个灵魂离去了……

        田雨惊异地发现,自己竟没有了眼泪,她静静地注视着老K,轻声说:“请详细说说我父亲的情况。”

        老K说:“不瞒你说,我这次出来,已经通知了几个死者家属了,每次都是哭得惊天动地,我得耐心等着家属哭够了才能谈话。有个教授的老婆一听到丈夫的死讯,竟当场休克了,我还得把她送进医院。其实我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没有户口,没有钱和口粮配给,但我有手艺,会偷,走遍全国我也饿不死,但我不宜抛头露面,碰上警察检查证件就麻烦了,我琢磨了好几天,这类通知家属的闲事还值不值得再管了?要是再有送病人去医院的事我可就悬了,像你这么镇静的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你不会告发我吧?看你家这样子,像是当大官的,我就纳闷,田墨轩先生家里有当大官的人,怎么硬是救不了他呢?还眼瞧着老先生受这种罪?算啦,不说这些,不过在我说之前,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我刚才告诉你了,我现在身无分文,虽说会点儿手艺,可如今这年头,偷都不太好偷了,大家都穷,有点儿吃的恨不得都锁进保险箱,没有粮票你有钱也没用,你看是不是……”

        田雨表示理解地点点头说:“钱可以多给你些,粮票只能给你十斤,多了我也实在拿不出来了。”

        “够了,够了,如今谁不把粮票当命似的,十斤就不少啦,你真是菩萨,我老K感激不尽。咱们说正事吧。”

        “我1957年刑满,像我这种没家没业又会点儿手艺的人,劳改农场是不会放我的,说白了就是怕我出去没饭吃又去偷,所以刑期满了把铺盖卷从犯人队里搬到就业职工队里,该干活还得干活,只不过是有了三十多块钱工资,可饭钱还得自己掏,囚服也不发了,你要不想光着腚就得自己买衣服穿了。总之,刑满和服刑差不多。那年11月,全国各地的大批右派就一拨一拨地到了。咱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文化人,右派是啥咱闹不清,给咱的感觉是国家好像跟文化人有了仇,文化越高仇越大,管教干部平时总看我们这些刑事犯不顺眼,说我们是人渣子,弟兄们虽说不在乎人家骂咱,可也明白咱的地位。自打右派来了,我们这些刑事犯可就抖起来啦,任命的班组长都是刑事犯,没文化的管着有文化的,话又说回来了,在那种地方,文化人屁用没有,一个个细皮嫩肉的,戴个眼镜,干起活来架手架脚的连个娘们儿都不如。这还不算,数他妈的右派队事多,别看干活不行,打小报告的可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一写就是二十多张纸,把自己骂得连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判会来一个比一个积极。打个比方,好比把一群狼关在笼子里饿着,大伙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一群狼就都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狼吃了。”

        “所以我们刑事犯看不起这些右派,咱偷东西还讲个‘盗亦有道’,还讲点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儿上,啥规矩都不讲啦,净想撇清自己,把事往别人头上推。灾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说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七两粮食就够多的了,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和人民宽大了咱们,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当然,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就算条汉子,右派队二百多号人,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五个人,他就算一个。田先生自打进劳改队那天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个‘三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妈的,老爷子那股硬劲儿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信权利,田先生一句软话没说。劳改农场干的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的活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的是冬天挖冻方,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地冻得比石头还硬,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得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儿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十八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脑袋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就能把骨头砸碎,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

        “田先生算是死不改悔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就被派了扶钎的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把手砸骨折了,包扎一下还得接着扶钎。唉,罪遭大了。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灾年一来,可就完啦,你想,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躺着也够呛,大伙浑身浮肿,走道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的,出冷汗,两眼冒金星。工地离我们宿舍有十几公里,单程走也得一个多钟头,零下40摄氏度的天,肚里再没食,能不死人吗?每天路上也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了。有一次我走着走着也倒下了,当时也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只觉得身上暖暖的挺舒服,眼皮也睁不开了,直想睡过去。我听人说过,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了你小子就该完蛋啦,当时我心里明白极了,眼一闭心一横,去他妈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横竖一条命,活着也遭罪,一了百了吧。你猜怎么?咱快完蛋的时候,有人掰了一块窝头放在我嘴里,我这嘴也不争气,明明不想活了,还吃它干什么?可这嘴就是不听话,只觉得那棒子面的香味儿快把我的魂勾走了。我当时想,这会儿能让我吃一个窝头,砍走我一条腿也值啦,当时我那模样大概比一条饿狗也强不到哪儿去,半个窝头差点儿把我噎死。就这点儿食一下肚,我居然缓过来了。你大概猜着了,是田先生给的,我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省出的这半个窝头,每人一天才七两啊,人就是这么怪,关键时刻半个窝头能救条命,这也就是田先生,换个人他宁可让你砍他一条腿,也舍不得那半个窝头。不怕你笑话,咱这辈子走南闯北,没家没业,上不敬天下不敬地,膝盖没弯过,脑袋没低过。可等我缓过劲儿来,膝盖一软,愣是给令尊田先生跪下啦。救命之恩呀,不表示一下咱今后还能在江湖上混吗?你猜田先生说什么?他骂了我一句:‘没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为口食物下跪?’说完连理也不理我转头走了,当时,嗨……”

        “你别笑话,我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这辈子除了田先生,没人拿咱当过人,我老K这才明白,人和人真他妈的不一样呀,坏的人坏起来简直是坏得流油,好的人让你奇怪这世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打那以后,我拿田先生当自己的爷爷供着,哪个王八蛋敢和田先生过不去,咱老K不管明着暗着也要灭他一下。可田先生不喜欢咱,见了咱就跟不认识似的,平时跟谁也不说一句话,独来独往的,骂他打他的人他不理,像咱这拍他马屁的他也不理。这咱理解,田先生是什么人?人家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咱是什么人?流氓小偷,人渣子,人家看不起你。”

        “反正不管田先生看得起咱还是看不起咱,咱对田先生只有尊重。人呀,不管你多坏,见了好人还是不能不佩服,流氓也有良心呀。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像田先生这样的好人怎么也被送去劳改了呢?这世道好像有点儿不对头呀,自古以来监狱那种地方是我们这种人该住的地方,田先生那种人应该去当大官,好人当官老百姓享福呀,肯定是清官,就像包公、海瑞似的。算了,不说这些,我接着讲。说实话,我看不起文化人,除了会练练嘴,别的什么都不行,大部分人骨头还特别软,他们就不明白,既然政府把你送进劳改队,就说明人家看你不顺眼,要收拾收拾你,你要像条狗似的挨了一鞭子还向人家摇尾巴就没意思了。他们以为尾巴摇得越欢就越能得到宽大,所以拼命打小报告,写思想汇报,批判别人的时候一个赛一个凶,其实进了劳改队大家的身份就拉平了,你表现再好也没人拿你当回事。”

        “照理说,灾年来了连他妈的肚子都吃不饱,你还打什么小报告?不行,还得接着折腾,批判批判这个,汇报汇报那个,得,最先死的都是蹦得欢的人。你想呀,七两粮食不白给你,你要走来回三个小时的路,还要干重活,这已经够呛了。你再忙着揭发别人、批判别人,体力和脑力都在消耗,你要不先死倒奇怪了。农场从入冬以来就开始死人,开始是几天死一个,后来就大批死人了,最多的一天一个队就死十几个。埋都埋不过来,地冻成那样,挖个浅坑也得四个人干一整天,把死人埋了活人也快累死了,开始还给钉个薄木匣子,后来是草席卷,最后草席都供不上了,光着身子埋吧。这下子批判会也不开了,小报告也顾不上打了,顾命要紧呀,大伙儿也都明白了,想活命不在乎你表现怎么样,表现再好该死也得死,你得处处节省体力,连脑子都别动,比方说,大伙儿一起掀冻土块,你应该嗓门大点儿而手上一点儿劲儿别使,说白了就是靠偷奸耍滑才有可能活下来。不瞒你说,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不然十个老K也玩儿完了。咱刑事犯没自尊,横竖不过是人渣子啦,干着活不想干了,一头栽倒假装昏过去了,想装得像点也好办,你就像个螃蟹似的吐白沫儿就行,管教干部踢两脚骂两句你只当是催眠小曲儿。劳改犯都当了还怕骂吗?要脸干什么?”

        “当然,我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一般来讲,文化人比我们实诚,尽管活干得不怎么样,可也真不惜力,你让他躺倒装死狗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是文化人的通病。田先生就更是这样了,本来没人愿干扶钎的活,都怕抡锤的人失手砸着,所以田先生扶钎。后来粮食一减再减,就再没人愿抡锤了,那种活体力消耗太大,大家宁可被砸死也不愿抡锤了,所以田先生又被派了抡锤。咱看不过去就偷偷跟田先生说:‘别犯傻,别人是欺负你呢。’田先生说:‘这活总得有人干,前些日子我掌钎,抡锤的也累呀,现在也该换换了。’唉,你说他是聪明还是傻?前些日子是多少口粮?现在是多少?那是一码子事吗?我没办法,人家文化人有自己的主意,就这么着,我眼看着田先生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浮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了,咱心里跟明镜似的,老爷子没几天活头啦,我偷偷问他:‘田先生,您家里还有什么人?有啥事需要我办的?我也不怕您不爱听,您可快撑不住啦,有话快说,要不就来不及了。’老爷子想了想说:‘老伴也进来了,就在这个农场,不知是死是活,还有个女儿出嫁了。算了,老K,你的好意我领了,我没什么要办的事,人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有定数,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人生应该坦坦荡荡。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棉衣棉裤和被子都拿走,给我留个裤衩背心就行,反正也不怕冷啦,别糟蹋了东西。’我当时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操,这叫他妈的什么事?这世道怎么就留不住好人呢?我说您总得给女儿留几句话吧?您放心我一定传到。”

        “田先生摇摇头说:‘既然是阶级社会,总要有人当贱民,我和老伴已经是贱民了,这叫万劫不复,何必再把女儿搭上?’他说完就闭上眼睛不吭声了,任我说啥也不开口了。我估计得没错,两天以后田先生就走了,老爷子走得不声不响的,晚上一觉睡过去就没醒过来,第二天早晨发现时人都硬了。我带了几个哥们儿整整干了一天才刨出个一米多深的坑,我想把老爷子埋深点免得化冻后被野兽刨出来,可地上的冻层有两米厚,弟兄们实在挖不动啦。我可没拿田先生的棉衣和被子,要真那样我还算人吗?老先生穿得整整齐齐盖着被子下葬的,那天我把弟兄们轰走,我一个人坐在坟头旁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长这么大咱净让别人哭了,自己啥时候这么哭过?田先生,好人呀,这世上该死的人多了,怎么就让田先生死了呢?真他妈的……过了几天,我把管教干部的伙房撬了,弄了些吃的,连夜逃了出来,其实这叫逃跑吗?咱早就刑满了,啥时候改无期徒刑啦?好了,我把田先生的事都告诉你了,我也该走了……”

        老K眼巴巴地看着田雨,希望田雨能兑现刚才的诺言。田雨梦游般地走到柜子前拉开抽屉,拿出20斤粮票和500元钱递给老K。老K吃了一惊,连声说:“说好了给10斤,你怎么给这么多?自己不过啦?不行,不行,我只要十斤就够啦……”

        田雨怔怔地看着老K,突然“扑通”一声给老K跪下,慌得老K连忙去扶,田雨执意不肯站起来,她脸色惨白,定定地望着老K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个不孝的女儿,替父亲谢谢你了,谢谢你让他穿得暖暖的上路,谢谢你把他埋葬,使他到死都保持了尊严,谢谢,谢谢,谢谢……”她不停地说着,又不停地用额头把地板撞得山响,她似乎丧失了思维,对面前的一切都视若无睹,连久闯江湖的老K都吓坏了。

        老K揣起粮票和钱,向窗外望望四周动静,对田雨一抱拳说:“后会有期。”说完蹿出门外不见了。

        田雨似乎没发现老K的离去,她突然发出一声凄楚的惨叫:“爸爸,妈妈,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求求你们了……”她瘫软在地上,顿时泪飞如雨……

        刚刚蹿出门的老K突然撞在一个人的身上,老K定眼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这人穿着黄呢子军装,肩上佩着少将军衔,我的妈,老K还没这么面对面地见过将军,他吓得腿都软了……

        李云龙刚才醒过酒来,想回家躺一会儿,没进客厅就听到了老K的叙述,他听了一会儿,听得他脸色惨白,浑身直哆嗦,竟像座雕塑一样凝固在那里……他看了老K一眼,只简短地说了句:“请跟我来。”然后径直走进客厅,从柜子里拿出十斤粮票又胡乱抓了一把钱,连看也不看地塞在老K手里,挥挥手示意老K离去,然后,他头也不回地上楼进到卧室里躺下了。老K僵在那里,半天没缓过劲儿来。李云龙躺在床上,他觉得头疼得似乎要裂开,丁伟被捕的事本来已使他的心情极为恶劣,再加上刚才他听到岳父的噩耗使他震惊不已,他觉得浑身火烧火燎的,胸中的闷气似乎凝固成硬块,死死地堵在那里,使他喘不上气来,太阳穴的血管似乎在怦怦地跳动。正难受着,郑秘书进来,轻轻对他说了几句话,李云龙顿时从床上蹦了起来……

        原来他儿子李健又惹事了。李健已经八岁了,正上小学二年级,他上午放学回家,见妈妈和张妈正在洗烂菜叶子,心里就有了点儿主意。他知道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在挨饿,于是也想出去转转,看看能否再捡些菜叶子回来。结果出去转了半天,没捡着菜叶子,倒是从一辆拉白菜的三轮车上抱来一整棵白菜。但这小家伙运气不佳,没走两步就被人捉住,这年月人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只有对能吃的东西异常敏感,一棵白菜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比磨盘还重,这还了得?李云龙知道这件事时,简直如五雷轰顶,感到奇耻大辱,心说这军长是没法儿干了,自己儿子做出这种丢脸的事,他还有什么脸在军部大院当1号?他火冒三丈地赶回家,一把拎起儿子三下两下绑在板凳上,扒下裤子抡开牛皮武装带就没命地抽起来。因为在气头上,他下手太重了,抽得李健连连惨叫,吓得张妈跪在地上替李健求情。李云龙听也不听,只顾狠命地抽,嘴里说要抽死这个孽种,只当没生他,抽死他老子去偿命,这么小就学会偷了,长大了还不知会干什么坏事,老子现在就为民除害了。

        田雨听到父亲的噩耗,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她哭了个昏天黑地后就在卧室里昏昏睡去了,儿子的哭叫声把她惊醒。当她冲下楼时,李云龙还没有歇手的意思。田雨顾不上和他吵,就一下伏在儿子身上,李云龙一时收不住手,有一皮带抽在田雨背上,他恨恨地扔掉皮带,余怒未消地训斥着妻子:“你看看你儿子,全是你惯的!”他有个习惯,要是儿子有了什么露脸的事,比如考试得了第一名之类的,他便得意地四处吹嘘:“看看,我儿子硬是考了第一名,是咱老李的种。”要是儿子惹了什么事,他便会对妻子说:“你看看你儿子……”似乎李健又成了田雨一个人的儿子了。

        田雨本来刚从悲痛欲绝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此时一见儿子血肉模糊的屁股,顿时又失去了理智,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李云龙,我和你拼了……”说罢一头向李云龙撞过去。李云龙慌了,他从没见过妻子变得如此疯狂,不由心虚起来,也有些暗暗后悔自己下手太重了,他一把抓住妻子,嘴硬道:“他敢偷东西,我再不管教将来就没法管了……”

        田雨抱住儿子泪如泉涌,她愤恨地对李云龙说:“你这不是管教儿子,是想杀了儿子,我没见过你这样的父亲,对自己儿子也敢下这种毒手。”她转而又数落儿子,“孩子啊,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就是饿死也不能偷呀,看把你打得……”她放声大哭起来,李云龙也发现自己太过分了,他慌忙打电话叫来郑秘书,让他送儿子去医院,自己则灰溜溜地躲出去了。

        李云龙的家庭已经够乱的了,上天似乎还嫌不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健被打后,保姆张妈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李家,她认为自己是一切灾祸的根源,要不是自己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定额,首长家何至于闹成这样,让孩子遭了这么大的罪,李家只有两个孩子,除了小儿子李康住幼儿园能保证基本供应外,全家都在挨饿。尤其是李健,饿得脖子都细了,似乎都支撑不住脑袋了,三个人的口粮四个人吃,还不是自己拖累了李家?张妈越想越绝望,她是个很有自尊的农村妇女,认为不应该再拖累李家了。从那天起,张妈就拒绝进食了,她希望自己快些死去。她换上自己最干净的衣服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降临,任凭田雨怎么哀求也不吭声。

        李云龙知道此事后,后悔得直捶自己的脑袋,他知道家里闹成这样,都和自己有关,儿子固然应该管教,可那天他一时气晕了,下手太重了,根本没考虑张妈会怎么想,这个自尊的农村妇女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少,据警卫员吴永生说,他有几次看见张妈在偷偷地落泪,李云龙一直没顾上劝劝她。

        这次,他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了,得好好解决一下。他把小儿子李康从幼儿园接回家,指挥着全家人规规矩矩站在张妈的床前,夫妻两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张妈还是闭着眼一声不吭,看样子她铁了心不想活了。

        一时间李云龙急得脑门上冒出了汗珠子,他说了声:“张妈,全家人都给你跪下啦。”说罢“扑通”一声自己先跪下了。田雨迟疑了一下,也和两个孩子默默地跪在床前。

        李云龙充满感情地说:“张妈,你比我年长十几岁,是我的长辈,按辈分全家人该跪着求你。我李云龙不是什么首长,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从小就知道挨饿的滋味呀,赶上灾年,我娘也领我拄着打狗棍讨过饭,灾年要饭难啊,走个十里八里也不准能要上一口,那年我们娘儿俩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一个河南老大娘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我们。那老大娘也是穷人呀,我现在还记得她老人家的模样,岁数和你现在差不多,一头的白发,慈眉善目的,我娘抹着泪对我说:‘孩子,将来你出息了,可别忘了穷乡亲,别忘了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打那以后,我参加了红军,战场上咱没当过孬种,心越打越硬,可有一样,一遇见穷人家的老大娘,唉,我那心呀,就像有人在揪,叫我想起当年救过我们母子的老大娘,也想起我娘,我忍不住就想落泪,我娘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她老人家死得太早了,我实在没机会孝顺她老人家呀。张妈啊,你到这个家好几年了,全家人早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了,一家人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李云龙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半口,你现在不吃饭,是拿我当外人呀,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让我背个不忠不孝的恶名,我还有什么脸活着?”

        他又对两个儿子说:“儿子呀,你们听着,咱们家是五口人,这就是你们的奶奶,将来我和你妈要是不在了,你们都要给老人家养老送终……”

        张妈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别说了,首长,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啊,从今以后,我也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我老婆子命好啊,遇见你们……”田雨和孩子们都忍不住哭了。

        军部大院出了件怪事,事情虽不大,但是让保卫处很伤脑筋。后勤部的一台立式水泵莫名其妙地丢了。大院里有不少空地,自从粮食供应紧张以来,院里所有空地都种上了玉米和蔬菜。这台立式水泵是平时抽水浇菜用的。

        军部大院的围墙足有三米高,大门设双岗,围墙内外均有流动哨,这台立式水泵的长度有四米多,重量有一百多公斤,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轻易搬走的,更何况是在警卫森严的军部大院。保卫处查了半天毫无头绪,现场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保卫处长和几个保卫干事出于职业习惯,认为这很可能是敌对势力制造的政治事件。

        事情报到李云龙那里,李云龙就火了,他一拍桌子话很不客气:“你们保卫处是干吗吃的?迟迟破不了案,说明你们是笨蛋,依我看从保卫处长到下面的干事都该脱了这身军装转业,部队不养废物!”

        政委孙泰安对保卫处长说:“你们准备怎么破案呢?总不至于到地方上请公安局协助吧?那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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