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39章 国共接触

　　安志达接到的这份电报，是李克农亲自签发来的。

　　电报中，李克农告诉安志达，从广西来了一位同志，带着冯晨的信件，给党中央送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日本内阁制定的，吞并整个中国的计划！

　　李克农简要告诉了安志达，日本的这个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完全占领整个中国，施行大东亚共荣。

　　这份情报特别重要，南京政府如果知道日本的这份计划，便会放弃同日本和谈的幻想，加速同中共接触，商讨共同抗日。

　　在西安逗留时，南京方面的张冲一再催问，安志达等人什么时候到达南京。

　　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时回答而产生疑虑，安志达给张冲发了一封密电，说明自己逗留西安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日即可南下。

　　张冲收到电文后，立即赶到西安，与安志达秘密会晤，探听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条件。

　　张冲听了安志达的有关介绍，特别是安志达告诉他的日本已经制定的吞并中国的计划，异常重视，先行离开西安。

　　随后，安志达乘上了南下的列车，离开西安去上海。

　　谁也没有想到，安志达此去竟与张学良成了千古之别。

　　在途中，安志达考虑到，南京方面对中共的信函讨论回复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经过徐州时，安志达发电报给张冲，要他去浦口轮渡接他。

　　车到浦口后，张冲带着秘书，见到了安志达，安志达将我党致民党的信件面交给他，要他代为转交南京当局。

　　安志达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复，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约联系，并将上海方面的联络地址告诉了张冲。

　　本来，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安志达此次南下宁沪，是同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商谈国共双方，负责谈判代表的地点与时间的，作为联络的代表，安志达不负任何谈判责任。

　　然而不久，中央扩大了安志达的活动范围和所负担的使命，就在安志达离开西安的同一天，中央正式任命安志达为中共谈判代表。

　　中央的这一决定，完全取决于当时形势的变化。

　　鉴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步步升级，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他通过多种渠道，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政治试探。

　　当时国共间的接触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条是通过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这条途径，由安志达负责。

　　另一条途径是通过陈立夫的手下，直接与陕北发生关系。

　　第三条途径是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取得联系。

　　第四条途径则是由宋庆龄牵线，南京方面派人到陕北，直接与我党主要领导人取得联系。

　　自安志达从莫斯科回国以来，通过上述渠道，陕北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才决定让安志达去南京，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

　　不料，正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老蒋突然中途变卦。

　　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的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的解决，让老蒋有些忘乎所以，他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另一方面，老蒋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

　　因此，老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

　　一方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陕北红军，另一面仍由陈立夫安排人，邀请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我党决定，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同意周副主席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民党不能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

　　由于老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已无法进行。

　　形势的变化，我党决定周副主席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安志达年为代表，同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

　　这样，安志达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

　　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陈立夫充任。

　　在张冲的安排下，安志达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进行了会晤。

　　安志达将周副主席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交给了陈立夫。

　　周副主席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的心情，。

　　接着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

　　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

　　周副主席在信中，对两陈寄以厚望：“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

　　在信的末尾，周副主席向陈立夫介绍了安志达的任务：“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我党安志达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及时间，到时希赐接洽。”

　　陈立夫仔细看完信后问：“安先生，你是代表周个人还是你们党？”

　　陈立夫意在弄清楚安志达在谈判中的身份。

　　“我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的，并非代表任何个人。”安志达非常干脆地回答说。

　　“既然是这样，那安先生能否先说说贵党关于合作的条件。”陈立夫点了点头。

　　“我党的条件是，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斗争，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安志达依据《抗日救国协定方案》回答道。

　　“就这些？”陈立夫问。

　　“还有，双方应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分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红军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我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

　　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我党组织。

　　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机关，红军派人参加。

　　在此基础上，我党承认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同时，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双方均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安志达一口气把我党的主张，陈述给陈立夫，然后接着问道：“陈先生，不知南京对我们的提议有何意见？”

　　“安先生，对你党提出的建议，我代表蒋先生先给予你们答复：

　　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

　　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

　　第三，目前红军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工作。

　　第四，如果军队按上述处置，则你们所提各项政治要求都好办。”

　　陈立夫转述完老蒋的苛刻条件，望着安志达，微微笑着问：“安先生，这条件恐怕贵党不易接受吧？”

　　“陈先生，这些条件，是蒋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看来贵方毫无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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