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九节 变化

　　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至少在东方的大明国，已经到来了。

　　陈芝廷说的这些都属于新时代的变化。

　　但他说的是大事，反倒不是这些变化中最激烈，也不是最重要的。

　　陈芝廷说的铁路，矿产，外交都是变化，但这些变化往往是战略性的，对民间的影响却不大。

　　朱敬伦登基之后，加速了民间的变化。

　　最显著的有两个，一个是茶叶贸易不断的扩大，生产这几年扩大了整整一倍，但是贸易额却扩大了三倍，主要原因是随着商路的打开，俄国人这几年对茶叶的进口大副增加，历史上，俄国人的茶叶需求增长，一度让中国知道1890年代茶叶出口一直呈现增长状态，而在70年代开始，中国茶就慢慢失去了英国市场，印度茶在80年代就开始占领了英国九成的市场份额。

　　俄国茶叶的增长，竟然能够抵销英国茶叶的损失，可见这个规模的庞大。

　　市场增加的同时，必然导致价格的高涨，所以这几年茶市异常的火爆。源源不断的银子流入大明。同时朱敬伦前些年买下的种子也生根发现，大家看到用现代化茶厂加工出来的茶叶价格更高之后，喜欢扎堆的中国人很快办起了茶厂，中国人自己办成功后，跟风的人就更加踊跃，短短一年时间，茶叶工厂几乎遍地开花，通过茶厂加工的茶叶已经达到了一半，可以说至少在茶叶加工这个领域，大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

　　茶厂的大规模出现，尽管让中国茶叶整体品质提高，可是却让原材料变得紧缺起来，大多数茶叶都拿到茶厂加工，导致高档茶叶价格有所回落，但过去的廉价茶叶价格却被抬了起来，连茶末的价格都涨到了20两一担的时候，这就让西方贫困阶层喝茶变得有些困难了。

　　所以英美两国才想要继续扩大中国茶叶的产量，英国态度还好一些，他们主要是看到美籍爱尔兰人托马斯在中国开辟茶园的成功，以及皇家在鹤山拥有了一座古老茶园，不想美国人独占中国茶叶生产，见到美国提议允许洋人在中国开辟茶园的提议之后，他们紧跟林肯总统的提议，也希望英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开辟茶园。

　　朱敬伦重视的另一个变化则发生在缫丝行业。

　　朱敬伦登基后，将工部这个清水衙门交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陈启沅，这个小人物在官场上没有资历，自己都诚惶诚恐，但是朱敬伦告诉他，工部不止要管国家工程，还要管理民间工场生产，包括那些手工业作坊到大工厂，都归他管，连兵工厂都直接划归工部直接管辖。

　　这种权力的扩大让陈启沅更加惶恐，做事生怕做不好，在其他方面都是谨小慎微，可是唯独在缫丝行业他颇为雷厉风行，朱敬伦也多次鼓励过他，越是鼓励，他越是在这个行业发力。

　　原因很简单，这个行业他熟，大明第一座缫丝厂就是他建立的，盈利颇丰，他始终坚持认为缫丝厂是一件大好事，他到处宣扬那种“一个人干十个人的活，拿两个人的工钱”的理念，现代化的蒸汽缫丝将旧作坊的效率提升了十倍，他觉得这能大大提高工人的收入。

　　所以陈启沅上任这半年来，邀请了广府各县大大小小上千个乡绅、富商到他家的缫丝厂参观过，他不但免费传授技术，政府还给贷款最高一万两银子，陈启沅当初借了八千两，就采办了一套陈联泰铁作坊仿制的机器设备还买了一台蒸汽机，现在政府借一万两银子，绰绰有余了。

　　在他的鼓动下，广泛种植桑蚕的广府十四县大量的乡绅和商人投入了缫丝业，首先他们看到是工部的尚书让他们做的，其次他们看到干这个行当确实能挣钱，再次缫丝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大家对其中的抵触最轻，并不认为是什么怪诞的玩意儿，远没有对喷火的火车那么惊惧。

　　还有尚书家的缫丝厂作为例子，于是大多数人心理有意，又想赚钱的，加入这一行，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也有排斥的，总体来说进入这行的人很踊跃。

　　结果就是短短半年时间，就有上千家小型缫丝厂成立，其中大多数甚至连蒸汽机都没用，只是采用了陈启沅后来发明的脚踏缫丝机，效率比传统缫丝机只提高了四倍。但采用蒸汽缫丝的工厂，也有三百多家，主要的障碍是很难找到懂得操作蒸汽机的机械师。

　　这三百多家大工厂，有一百家都在南海县，另外一百来家在顺德县，其他分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可以说缫丝产业已经开始进入蒸汽机时代了。

　　不好的是，在这个行业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朱敬伦主要是通过报纸得到这些信息的，他看到很多舆论抨击这些产业，认为他们夺取了普通缫丝户的生计，他们是从民生的角度出发，影响力很大。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教育背景，偏偏就能诞生出前卫者和保守者，陈启沅当年参观西方的机器工厂，他看到的是数十倍的效率提升和数倍的收入水平，而那些保守者看到的却是传统行业的凋零，普通丝户的生计。

　　历史上，陈启沅后来的缫丝厂不得不关闭，他堂兄家的缫丝厂更是被人砸毁，当地县令也是以这一套理论，禁止陈家再开启缫丝厂，陈启沅被迫将缫丝厂迁往澳门，就是因为这些老旧的思想。

　　但现在尽管舆论在谴责，可还没发生防止工人砸毁机器的事情，因为陈启沅的地位，跟历史上不一样，现在他是工部尚书，是朝廷大员，还没人敢到他家里去闹事。就好像顺德的温家等大家族办的缫丝厂就始终没遇到大的阻碍，同样的事情，不一样身份的人来做，有时候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些，朱敬伦只看，不说，他不发表他的个人态度，他任由民间自己去博弈，他认为时代的转变不是一个人能够办到的，强人政治短期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后果太严重了，贻害数十年。

　　真正能够让现代缫丝让全民接受，得需要时间，得让那些既得利益者自己懂得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永久的保障，官方越是保护他们，他们越是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迟早有一天他们还是会被迫害的。

　　朱敬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的生产革新中取得利益的人群日益变多，他们会站出来说出他们的声音，当他们的声音占据主流的时候，也就是整个国家观念转变的时候，而这种全民正面看待工业化的观念，是一个皇帝强行推动不来的结果。

　　民间的利益博弈政府不应该干涉，政府需要做好的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稳定的空间。所以朱敬伦觉得，政府只需要关心那些关乎国家安全的产业，比如兵工厂。

　　至于民间工业，政府能不直接参与，就不要直接参与，让陈启沅这样的工业家做工部尚书，已经是朱敬伦能够接受的底线了，直接办工厂这种事情，他始终觉得不是正常的渠道，他就没见过有管办企业和国营公司成功的案例。

　　但铁路这件事，却已经超出了民间的能力，他们既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资本，可铁路建设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

　　在很多国家的工业时代，比如美国、德国甚至日本，这些后进的国家，推动他们工业化的两大动力，一个是蒸汽机的运用，另一个就是铁路的修建。具体到产业上来，很多国家工业化积累过程中，一个产业是纺织业，另一个就是铁路运输业。

　　纺织业不用说，纺织品始终是一种最大的消费品，因此纺织业能够解决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问题，而交通运输业则完全打破了就有的地域局限，第一次造就了一个国家范围的大市场。

　　铁路还直接推动了德国和美国的钢铁产业，机械制造业，这两个国家的纺织工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最后也成为发达的工业国，铁路可以说居功至伟。

　　所以修铁路其实多年前就进入了朱敬伦的视野之中，他也没考虑过一开始就让民间去修铁路，他一开始就打算动用国家力量的。

　　因此他在跟满清的停战谈判中，就加入了在满清领地上修铁路的一些要求。但那些他只是占着，并没打算立刻开建，修铁路的代价高昂，他最先要修的，肯定是在本国能够控制的国土上。

　　目标早就有了，就是广九铁路，从广州修建一条通往九龙半岛的铁路，让广州这个大明的中心，跟九龙港这个目前的国际港口连通到一起。赫德当年还在建设九龙港的时候，就多次提出过修建铁路的要求，他认为修建这样一条铁路，可以让九龙港在跟香港和上海的竞争中占据巨大的优势。

　　香港没有铁路也已经被竞争下去了，但上海以他独特的地利优势，目前依然能够跟九龙港平起平坐，这让已经当了门下中书的赫德至今都放不下修建铁路的执念。

　　所以朱敬伦早就允准了，筹备过程几年前就已经展开，但是进展缓慢，最大的阻碍是土地的征集工作，中国从秦代开始就完成了土地私有的转变，可以说在中国，是有着最悠久私有制的历史。

　　土地不但是私有的，还是神圣的，在地主眼中那就是命，所以除非政府采取强迫方式，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连续的土地，而修建铁路的土地则必须是连续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乃至让海关持续不断的暗中收购了三年多，至今依然无法完成全部土地的收购。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老百姓的祠堂和坟地问题，这些土地怎么都是不能卖的，无论出多少钱都不行，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信仰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

　　这件事让朱敬伦也感到很麻烦，强制执行吧，对政府的公信力是巨大的伤害，会激起极其强烈的抗拒，跟他本人的观念也不合。他可以对外强硬，比如摆开不惜跟英国一战的态度来吓唬英国人，让他们放弃苦力和鴉片贸易，但是对内他坚定的要采取柔和。

　　他可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越南窃取矿产，但他绝对不能用强硬的手段夺取本国国民的土地。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观念问题，在这个时代，全世界各大国的主流都是这样，历史学家总结为“对内协调，对外扩张”原则，西方国家一边在国内进行工业革命，一边不断的安抚本国国民，不断的下放权力给更底层的民众，一边则在国外进行疯狂的扩张，从经济方面说，这是将统治的成本向殖民地转移。

　　从大国到小国无一不是这样，连小小的比利时都采用了这个原则，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有明君的威望，得到万民颂扬，可是他却在刚果殖民地推行最最野蛮的压迫制度，强制刚果的黑人工作，凡是稍有偷懒，鞭打只是小事，不能如期完成工作量的黑人的家人，会接受严厉的处罚，他们不惩罚宝贵的劳动力，却会砍掉劳工老婆或者孩子的手臂，一次完不成砍一只手，两次砍两只。

　　最后比利时人在报纸上看到无数四肢不全的黑人小孩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无法接受他们爱戴的国王的做法，比利时政府才宣布将刚果收归国家，成为他们的国家殖民地，由政府同意管理。

　　而利奥波德在比利时国内，却不断的推行现代话，建立议会制度，实现了君主立宪制的转变，显得异常的开明。

　　就是利奥波德这一批19世纪君主坚持的执政原则，再经过工业时代的对内协调后，基本上大多数工业国都完成了平稳的过度，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而殖民地则成为未来一个世纪动乱的地狱。

　　这种对内对外不同的执政方式，在中国也有理念，叫做内圣外王，不过在中国则始终只是一个理念，大家推崇，却没有机会实现而已。

　　朱敬伦想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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