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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五节 得偿所愿


  从周琅跟郑怀德的谈判中,其实已经暴露出了周琅的真实意图,他的图谋就是红河三角洲,作为越南跟湄公河三角洲并列的两大产粮区,后世越南在养活九千万人口的同时,还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稻米出口国,红河三角洲的开发潜力显然还很大。

  因为此时整个越南人口还不到四百万,却经常爆发饥荒,开发的能力实在是令人发指,这些土地交给越南人,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不过如果阮氏坚持的话,周琅并不一定非要强行割走红河三角洲,底线其实是红河以北地区。

  之所以要红河以北,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周琅知道红河北边是越南铁矿储量种地,他做矿石贸易的时候关注过,越南铁矿储量有相当规模,而且品位比中国的要高。另外鸿基也位于红河以北地区,鸿基煤矿是世界级煤矿,煤质也相当优良,创造了鸿基煤这个煤炭种类。工业化时代即将到来,煤铁显然非常重要。反倒是粮食产地不一定非要拥有。

  另一个原因是红河本身,这条河是界河,发源于中国云南境内,在云南境内称作元江。虽然通航条件并不优越,可能从中国直接航行出海,至少比大运河要有利的多了。有这样一条可以通航的水道,云南就这个内陆高原省份,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出海口。当年法国人就是从红河向云南渗透的。

  这两个因素,让周琅可以接受把红河以南都交给阮福映,但一定要坚持红河在自己手里,至少要把红河作为界河,那么他就可以自由开发利用这条河流了。反倒是可以在红河三集中的耕地上让步,他相信阮福映肯定更看重耕地,而轻视矿藏和水道。

  阮福映的要求,很快就传给了在升龙的林第,林第则通过驿站,从广州加急送给周琅,对方竟然答应了,但是他们要求册封阮福映为安南国王。

  历史上这个阮福映要求册封他为南越国王,聪明的清政府认为,南越国历史上的版图涵盖了中国的广东、广西,担心这是阮福映的图谋,于是拒绝了这个要求,调换了一个次序,改封为越南国王,越南国名也因此而来,在之前越南都是叫安南的。

  其实周琅觉得,一个帝国,担心藩属国地图开疆,这本身就是一个消化,换做是周琅,只要阮福映敢要,他就敢给,看看到底是谁地图开疆。南越国历史上确实涵盖了中国的两广地区,可南越国是秦朝边将赵佗建立的。让越南人任赵佗做祖宗,那说明越南就是中国人建立的王朝的延续,吞并越南的理由还不够坚硬?

  只是满清到了这种程度,他根本对别人家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担心别人把自己的东西拿走,心态上造就转为了守势,自生一副迫害妄想症的心态罢了。

  要知道,即使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南越国也是中国封建势力之一,史书上会以藩属国的名义记载,最后南越国确实是并入了汉朝。

  可问题是,把安南国王给了阮福映,那么黎维康算什么,之前的黎朝头上顶着的就是安南国,阮文惠把福康安打败后,乾隆又把安南国王名号送给了阮文惠,现在落到了阮光禶的头上,这些复杂问题得理顺了。

  周琅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阮光鄼已经投降,现在任由周琅拿捏,改封他为顺意侯,把他头上的安南国王帽子摘了,送给阮福映。

  至于黎维康吗,干脆封他做南越国王头衔,过去南越国可以归降汉朝,也为黎朝将来的命运埋下一个伏笔。

  所有决定做完,马上派出钦差,去册封安南的各路诸侯,周琅不想在那里耗下去了,他的軍队休整够久了,该进行统一之战了!

  身在太原府的嘉庆,也知道这一天肯定会到来,他这时候他一点都不怕,有死而已。

  他已经跟自己的老师朱珪恢复了关系。

  那日城破的时候,嘉庆绑了朱珪,因为朱珪不肯走。而且朱珪也不想让他走,如果换一个人,他肯定以为这个人是叛徒,被贼寇收买了,想让他死。但他绝对信任朱珪,知道朱珪是想让他一死全节。

  朱珪说,清朝开国至今,并未出现昏君,这是历代都难得的事情,嘉庆也没有亡国之君的作为,却背负亡国之祸,这实乃天命,若能一死,史书留名。可是若一跑,整个清朝就蒙上了污点。

  嘉庆叹了口气,真的没有昏君吗,修史的后人会如何评价他的父皇呢。假如他真的按照朱珪说的,死社稷,他自己确实会得到较高的评价,比如明朝的崇祯,都说他不是亡国之君,他的大臣实在是亡国之臣。

  不过乾隆的评价恐怕就全完了,会是整个清朝最混账的皇帝,远不如朱珪评价的“半生英明,半生误”。朱珪说的很客观,说乾隆帝可比唐时之唐明皇(玄宗,避讳康熙玄烨,清朝只能称唐明皇)。但史家的评价远比这个苛刻多了,汉武帝那样的皇帝,都被跟秦始皇类比,说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古代秦始皇评价不高,被认为是他的政治给秦国灭国埋下了祸根)。唐朝到底没有就此而亡,若是大清亡了,那乾隆就是既有亡国之失,也有亡国之祸了。这可就是被清朝一朝,甚至乾隆自己讥讽过的明朝天启、万历皇帝了。

  不过嘉庆之所以逃,也不是为了他爹的名声考虑,父子俩基本没有什么感情,乾隆死的时候,嘉庆感到的更多是解放,而不是悲伤。嘉庆之所以逃,那是因为爱新觉罗家历代皇帝都不赞成崇祯那种死社稷的做法,认为如果崇祯能早作打算,不顾忌于文臣的态度和评说,力主南迁,明朝至少能保住半壁江山。至于说让太子南下,这一点更不可取,北宋亡国,就是徽钦二宗禅让之过。

  一想到北宋故事,嘉庆有时候再想,如果当初乾隆不禅让,而是等他死了,让自己光明正大的继位,是不是这些变化就不会发生呢。

  多想无益,他在最后时刻,坚决巡狩,离开了北京。朱珪被他强行带到了太原府,可一直意志消沉,师徒俩进行了一次关键的谈话,嘉庆都哭了,哭诉如果他死社稷,难道把天下拱手交给贼寇就好吗。

  朱珪见皇帝哭了,跪下谢罪,连声哀叹,最后发源,或许天数将近,但他也要争一争。

  有朱珪这一帮大臣辅佐,嘉庆在山西的局面很快就好转了。他从北京带来的大臣不多,而且几乎没带一个权贵,临走的时候,他的亲兵只带了少数职守军机处的大臣,都是嘉庆极为信赖,朱珪推荐的中正之臣。

  有朱珪,有刘墉,还有状元出身的陕西人王杰。

  这三人的能力自不用说,朱珪身为帝师,辅佐他诛除和珅,整饬吏治,满朝文武敬服;刘墉,外号刘罗锅,官宦世家,他爷爷辈起开始做官,他爹是大名鼎鼎的刘统勋,刘墉自己也极为出名,在和珅权柄熏天的时代,还能做到一身轻,除了家族背景过硬之外,还跟他个人能力超群有关;王杰虽没有这俩人那么出彩,在朝四十余年,忠清劲直,老成端谨,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一直在做京官,直到大学士。

  关键是此人的身份,他是一个陕西人,在陕西士绅中颇有名望,他政绩虽不显著,可学术有成,推广宋代张载的关学,俨然有在清代复兴这一陕西学派的势头。乃西北一带文魁。

  重要的是,这三人都在斗到和珅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王杰政绩上稍亏,但也颇有见地,他力主要主张实行怀柔政策,优待归顺的教匪,把教匪的根源归于地方史治黑暗、官逼民反所造成。主张用募兵的方法把乡勇和起义人员改编为正式军队。

  有这三人在,嘉庆的朝堂威望就在。虽然到了地方,可是行政效率竟然大幅度提高。以前嘉庆通过六部、军机处等等一整套京官班子来统辖地方,现在几乎是直接管理地方督抚,没想到竟然更加便利。难道当时朝堂上的群臣都是无用的摆设?

  嘉庆坐镇太原府,朱珪亲自扶持,要在山西挡住贼寇西进之路;派王杰去陕甘督军,让他招募陕甘乡勇为军,如果局势再坏,嘉庆还可以退入关中,以秦地为基业,守关静待时变;派刘墉去四川坐镇,稳住天府之国,作为大后方。

  内有川陕晋三省,外联东北蒙古诸番,也许能力挽狂澜。

  可这怎么看也是一个北元的败局,所以嘉庆也做好了北逃外藩蒙古的打算,如果事不可为,大清国祚在漠北也能承继。

  逃离的北京之后,嘉庆突然发现,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眼前的死结并没有那么可怕,退一步真的海阔天空,处处退路啊。

  有退路的嘉庆等来了贼军的进攻,山西軍队进驻正定驻防,死守井陉关,如果能挡住贼军,则天下大事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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