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五节 乱世来临
第三卷扬帆于大明朝野
四月底的北京城,傍晚时分,气温依旧很高,御花园的树叶都是蔫的。没有一丝风,让人炙热难耐。
虽然是坐在御花园池子边的凉亭上,四周放着冰块,还有宫女打扇,但崇祯皇帝还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干脆站起来,在亭里来回走动。没过一会,又开始站着发呆,眼睛无神地看着池子里的游鱼。
旁边伺候的王承恩稍微抬头偷看崇祯,敏锐地发现他的眼神里透着一丝忧虑。
其实,王承恩非常清楚,崇祯从还是信王之时,眼神中就经常有忧虑。
以前是担心,忧虑自己的性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罪魏忠贤,什么时候大祸临头。
现在担心,是忧虑祖宗基业,现在的国事,没有不让人烦恼的地方。
今天,一向勤政的崇祯都听从了自己的建议,直接从文华殿来御花园散心。看来,他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崇祯皇帝忽然停止走动,转身对王承恩说:“大伴,你说最近会下雨么?”
“皇上,物极必反,干旱了这么久。现在说不定炎热天气集中到了京城,京畿周边已在下雨了。”
王承恩还能怎么说,只好口不对心的安慰。
崇祯皇帝转头看看西边那火红的太阳,都要落山了还喷着火,不由得叹了口气。
他也知道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是说出来,舒缓下压力而已。
真希望上天能创造奇迹,帮朕缓口气,崇祯这样想着。
近日,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十几个省的督抚,纷纷上报今年的旱情,严重的如山东、陕西等地,连人畜的用水都无法保证。
唉,屋漏偏逢连夜雨,才过几天的舒心日子,伴随着波及半个大明的旱情,可以预见今后的艰难。
“大伴,你说杨学士征收一年练饷的奏疏,究竟该不该答应?”
说是散心,崇祯内心始终还是在想着国事。
四月初,杨嗣昌以丁忧为名,辞去兵部尚书之职,举荐陈新甲担任。
同时附议卢象升的建议,同意铲除囤积在谷城的四万叛军。
为避免走漏消息稳住张献忠,专心致志、一鼓作气剿灭叛军。
杨嗣昌揣摩帝意,秘密请缨督师。崇祯皇帝龙颜大悦,下旨命杨嗣昌督师平寇,赐尚方宝剑。
临行前,他重提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并指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在此基础上,建议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下令抽练边兵和加练民兵。
加征田赋每亩练饷银一分,全国共征收七百三十万两。
王承恩苦笑,如此军国大事,他如何敢建言?
可崇祯既然问起,不回答又不好,他低垂着头看着脚下,“皇爷,何不问问秦督的意见,老奴觉得这个少年总督挺有想法。”
其实,这句话已经透露了他内心的想法,犹记得当初秦浩明建言崇祯不要收三饷,他可是在旁。
“江南水患、北地旱灾、边关要饷银、文武百官要俸禄……可大明一年的税赋也才不过四百万。
上次清查范家等三家晋商,好不容易得财七百多万,可弥补历年的亏欠,又所剩无几。”
崇祯掰着手指一件一件的算着,整个眉间是化不开的浓郁。
大明这个家,不好当啊!
“真想学秦爱卿,不管不顾打秋风、搜刮钱财用于养兵,但终究国家法制,祖宗社稷不许。
一地尚可,若整个国家则不妥。”
近来,朝中偶有御史言官,弹劾秦浩明四处搜刮钱财的传闻。后来接到他的密疏,才明白原委,原来是筹措钱财练兵。
应该说到现在,崇祯已经无比厌恶朝中的清流御史言官,也就是东林党人。
原来他自认比自己的哥哥天启高明些,能够驾驭东林党这匹野马,为己所用。
所以他一上台,立即驱逐魏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
但是,他吃尽了苦头。重新上台的东林党为了争取民心,免了许多赋税。
可是,单单九边重镇,每年就要耗去国库九百万两白银,几年下来耗光了大明的财政。
可是这些以倡谈儒学为己任的东林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呈上来的奏章大多大话、空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奇谈怪论,国事无补的道德文章。
而且朝中党争加剧,相互攻讦,彼此掣肘。
崇祯再志向远大、励精图治,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
“大伴,送五百两纹银、御马两匹、绸缎十匹,庆祝秦爱卿订婚之礼。”
崇祯淡然吩咐,此举也是告诫御史言官,今后不要再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正常的人情往来而已。
“诺!”
王承恩躬身领命,吩咐后面跟班的小黄门去准备。
“只有暂苦百姓一年!”
炎热的天气让崇祯有些烦躁,在百姓和国家社稷面前,崇祯终于选择增收练饷。
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大明因东事愈重,乃决策抽练各镇精兵,复加征练饷。
辅臣杨嗣昌定议: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辽东、蓟镇,及保定、畿辅、山东、河北各镇兵由各总镇、巡抚、总兵分练,东西策应,闻警即至。
于是有练饷之征,初增练饷,期以一年而止。饷尽而乱未平,诏征其半。
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秦浩明接到朝廷快马密奏,随同圣旨一同而至的还有宣大镇守太监高起潜。
山雨欲来风满楼!
“杨嗣昌误国,杨嗣昌误国啊!”
秦浩明捏着手里的密奏,喃喃自语,心里充满悲哀。
不能说崇祯帝不警醒不勤勉,从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确实希望能够重振大明。
为此他清肃阉党,任用自己信任的大臣。
可他最信任的杨嗣昌,却是大明的掘墓人之一。
随着三饷的征收,国内叛军作乱再也不可挡。
大明内忧外患,借增加赋税来镇压叛军作乱,加强边防,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崇祯原计划是征收一年即停止,没有想到的是饷已尽而乱未平,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民不聊生,让更多的民众加入到了起义的队伍中。
这样就走入了一个怪圈,因为起义队伍壮大了,就需要更多的军费开支,而这就要靠更重的赋税才能支撑。
当然最后支撑不住,明朝的大厦就呼喇喇倾倒了。
剿饷没能平息内乱,练饷也没有起到作用。
不是钱花得越多,事情就办得越漂亮,反而因为钱多了而打这些钱的主意的人,就更多了。
加强边防的希望也落空,最后也没能抵御住建奴军队的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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