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四章 欧洲险境（1W4大章！！）

　　第五百五十四章欧洲险境

　　第二天早上，久违而习惯地，毕文谦和黎华一起晨练，然后吃饭。

　　夏林和中森名菜叽叽喳喳地分别用汉语和日语询问着各自想知道的问题，黎华有条不紊地一一应对着，仿佛有一点儿心不在焉，看得毕文谦莞尔。而在吃完之后，黎华只交代陆衍让今天要来的人来了先等等，便夹了公文包，带着毕文谦一起钻进了录音室。

　　“有些时间没待在录音室了。”

　　感叹着，黎华先去了控制台，开了录音，然后才慢慢坐到了毕文谦面对面。

　　第一次，毕文谦在黎华面前拿上了笔记本儿。

　　“黎华，10年前，我们出去的考察团，认为欧洲很发达，远远比我们发达。现在，你将要用你的眼睛，重新看一次。那么，你对于欧洲的印象，是如何的？”

　　毕文谦一开口，并没有直接说什么结论，反而只是一个飘渺的问题，这有些出乎黎华的意料之外——短暂的思索之后，她摇了摇头。

　　“当初出去的人，考察的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我这一次，除了苏联之外，整个欧洲，都要尽量走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况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从70年代开始，欧洲东西两边，都先后开始了改革，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是石头，我们过河，可以摸着看看的石头。”

　　这样的说法，使得毕文谦瞅着黎华，浮现起了开怀的笑容。

　　“说得没错。我再给你加一句——整个欧洲的面积，和我们中国大体相当，他们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无论是好是坏，都只能直接对应相应的面积和人口的规模，而我们，需要全盘考虑的头绪，将要面对的困难，相当于一个统一的欧洲，而不是分裂的欧洲，所以，他们的一切经验教训，都能够也只能够作为我们的参考，一一照搬，是绝对不行的。”

　　“是啊，十年来国内很多人吹捧向往羡慕的发达国家，在你眼里，不过如此。”黎华翘起二郎腿，从公文包里掏出硬壳笔记本儿，打开搁在膝盖上，右手两指夹着钢笔，身子却坐直着，目光炯炯地望着毕文谦，“这就是我师父嘛！他们都说，你这个月都在研究欧洲，现在，你连小本本都拿起了。”

　　“这个啊，其实……”

　　“谢谢。”突然，黎华打断了毕文谦的话，却又沉默了几秒，“……其实，你对这些没兴趣吧。”

　　“为什么这么想？”

　　“你要是有兴趣，根本就不必用笔记下来。”黎华笃定地点着头，“你慢慢说吧，我都会好好记下来。”

　　“……不是已经在录音了吗？”

　　黎华只是笑笑，也没多解释：“呵呵，提着笔，总会好一些。”

　　见她执意这样，毕文谦也不再纠结，低头翻开笔记本儿，飞速地浏览了几页，然后重新抬头。

　　“先从西欧说起吧！毕竟，上一次，咱们国家的考察团，去的就是西欧。”

　　“嗯。”

　　“谈欧洲，谈二战后的欧洲，必然牵涉冷战的格局，考虑冷战，就不能不意识到北约的存在，而北约的存在，既西欧为代表的诸国对抗苏联的组织，同时也是美国渗透欧洲的方式之一。没错，西欧，虽然在许多人眼里，看上去很发达，但实际上，它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一样，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些主权的独立性，并不完整。”

　　“这并不是偶然的情况，而是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美国在一战的末尾，百万军队入欧洲，成了战场上捡桃子的胜利者，但欧洲的战胜国们，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给予美国他们希望的东西——无论是实际利益，还是国际地位。所以，当二战发生之后，美国就进化成了另一番面目——当欧洲战场正在打死打活的时候，美国就用一些军舰等等装备，换取了英国在全球范围的军事基地，这个事实，被很多人刻意忽略着，却是决定了而今海洋贸易圈霸权的关键之一。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关键则是，在霸王计划的军事行动在准备和实施期间，盟军在新罕布什尔州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对于很多学习和了解经济知识的人来说，在这个会议上产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耳熟能详的东西。但在会议期间，代表美国利益的怀特计划，和代表英国利益的凯恩斯计划之间的争衡，很多人却不求甚解了。怀特计划推行，凯恩斯计划流产，不过是1944年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美国和黄金储备消耗殆尽不得不在军事上仰人鼻息的英国之间国力差距的必然，却也是美国而今在世界范围的霸权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了解经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终结，但被人无意或者有意忽略的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会议而诞生的事物、协议和趋势，依旧存在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其他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贸易和资本流动国际化——这些等等情况，并没有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消失，相反，它们继续生长着，在欧美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圈里发挥着它们的作用，光彩的作用，以及不光彩的作用。”

　　“也许会有许多人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受挫的标志，因为它的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无法让这个体系继续维持下去了。事实上，这是没有错误，却很愚蠢的看法。因为持这种看法的人，潜意识里，对于经济的理解，还停留在黄金储备至关重要的窠臼观念之中。问题是，美国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个体系呢？美国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初衷，是建立美国的经济霸权，从来都不是维持一个具体的体系。恰恰相反，布雷顿森林体系天生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东西，它注定不可能长久下去，非要说它有什么好的话，那就是它用黄金和美元挂钩，至少还留存了一部分良心。不过，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真有良心，而是因为当时它还不敢把吃相露得太过难看，因为当时它对其他地区的渗透和控制，还比较弱。等到了70年代初，这个体系的崩溃，在大的格局下审视，实质上，是美国的金融霸权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挣脱了一道重重的枷锁，开始隐秘而肆无忌惮地金融侵略。”

　　“黎华，你肯定了解过欧洲的基本情况，在意识形态划分的西欧，传统强国，毫无疑问的只有三个，英国、法国、德国。英国作为一战前的世界霸主，又是一个岛国，维持欧洲的分裂状态，是他们几百年来坚持不懈的国策，甚至可以说，在贞德之后，法国在百年战争中将英国赶出大陆之后，英国就渐渐形成了这个国策。所以，对于美国控制欧洲的战略意图，英国虽然有着‘明明是我先，本该是我’的酸溜溜的嫉妒心态，但在纠结中，其实是愿意接受的，原因很简单，一个被人渗透控制的欧洲，是绝不可能统一的，也就难以对英国产生决定性的威胁，何况不少英国人把美国人当作是暴发户的表兄弟。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至今还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处于冷战的最前线，无论西德人怎么想，他们也不过是全球战略中的鱼肉。唯独法国，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努力而坚定地选择了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也许国内的教材和宣传给人的印象是，戴高乐是法国二战的功臣，是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总统，是法国的领导人。然而事实是，从1944年8月戴高乐凯旋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巴黎民众向他热烈欢呼，到1946年1月戴高乐因为军事贷款问题向国民议会主席提出辞职，不过一年半的时间。之后，一直到1958年，戴高乐不过是法国一个在野的政治人物。是法国第四共和国应对不了政体面临的严重危机，全国各界的许多政治要人都希望戴高乐复出，救国家于水火，那个时候，法国才真正进入了戴高乐执政的时期，成了所谓的第五共和国——他实际执政的时间，不过十年出头。而戴高乐上台之后，面临的局面是什么？和这些年我们国内宣传的法国的发达不同，当时的法国，通货膨胀严重，预算开支失衡，正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之下，法郎几乎不值什么钱，整个国家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约9亿美元，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是一笔巨款。那么，戴高乐是怎么应对的？他的理念很清晰，归纳起来，就是国家、军队、货币，三个词汇。从1958年，到1969年，法国不仅经济复苏了，并且归还了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部债务，法国经济基本上控制在国家手中，每年大约170家大企业在政府的组织下制定国家和企业的发展计划，经济发展主要构筑在就业和工业上，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和基础设施。就是在这个时候，戴高乐提出了‘参与’原则，以及具有法国特色的由企业员工‘入股’的方案，尝试让资本与劳动、资方与劳方在企业利益上趋于一致。这个经济理念，意味着严格限制了金融资本通过投资活动获得利润的途径和上限，同时也意味着法国将在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上更加迈进。”

　　“毫无疑问，戴高乐的经济理念既被以通过金融霸权控制欧洲的美国视为眼中钉，也被法国国内的私人资本特别是金融财团视为肉中刺。于是，五月风暴来了。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背后，存在着全世界诸多大国的影子，毕竟，公开喊出‘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的戴高乐的欧洲观，不仅让欧洲其他国家恐惧，同时也让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厌恶。一个已经进了棺材的老牌儿帝国主义大国，想要掀开棺材板儿站起来，被人拍板砖儿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戴高乐正式向美国提出将手头的美元换成黄金，并且公开暗示怀疑美国在滥印纸币的时候，当他说出‘我们向美国付钱，让美国来把我们买下来’的时候，他的下台，就已经注定了。”

　　“那么，戴高乐下台之后，法国发生了什么呢？说起来很简单，在1973年，蓬皮杜执政时期，通过了一部银行法。这部新法律的本质，其实也很简单——在此之前，法国的国家金融活动都是在法国国家中央银行主导下进行的，由国家向中央银行以无息或者低于1%的利息借款，用于日常行政开支或通过中央银行发行国债，用于建设国家急需的大型基础设施。在这种结构下，外国和法国内部的私人银行体系，都和法国的国家债务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新的银行法，以无节制地借款必然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理论为依据，以为了限制国家无节制地借款为理由，限制法国国家以低于1%的利率的方式向法国国家中央银行借款，取而代之的是，法国国家必须向私人银行进行有息贷款。换句话说就是，在这部新银行法出台之后，法国的国家金融活动，从国家可以向法国中央银行以低于1%的利率直接借款，变成了法国中央银行以低于1%的利率将钱借给私人银行，再由私人银行以高于4%的利率借钱给国家。而国家不得不向私人银行贷款，更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对中央银行的实际控制权，特别是货币投放量的控制权。这就相当于，为了避免心脏流出过多的血液给血管造成压力，所以在心脏和主动脉之间制造一个肿瘤来节制。”

　　“总结地说，在戴高乐下台几年后，法国就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丧失了金融主权。”

　　说到这里，毕文谦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黎华，你不妨来计算一下，即使保持4%的利率不变，这部银行法的施行，将在多少年之后，导致法国的国家金融债务超过法国的年财政收入？放心，这只涉及高中之内的数学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债务，和法国的实体经济政策没有关系，甚至可以戏谑地说是凭空而生。黎华，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我可以提醒你一句，我以前就说过的话——在这个时代，美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资本。”

　　黎华当真低头去算了一下——没过多久，她就目光冰冷地抬起了头。

　　“根本用不到等债务超过财政收入，就足够让整个国家经济伤筋动骨积重难返了！肿瘤？这简直是癌症！法国那些人都是白痴吗？”

　　“癌症不就是恶性肿瘤吗？而且，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毕文谦依旧保持着嘲笑的表情，“制定这部银行法，能够推动它通过，并被大多数法国人接受或者无视的人，怎么可能是白痴？即使不说聪明绝顶，也差不了多少了。他们，不过是卖·国贼而已。但是，这个名号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意义——从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欧美经济圈的资本国际化的趋势一步步深化，和私人金融资本谈国籍，才是一个天真的笑话。何况，作为一个白种人为主导的移民国家，美国有过黑奴制度，也有过排华法案，却没有排法的历史。法国的兴衰，对于法国的银行家来说，不过停留在嘴上。”

　　“这就是现在的法国，这就是现在的西欧诸国的缩影。丧失金融主权的它们，一开始，大多数人并不会感觉到套在脖子上的绳索，指数性增加的债务，越在早期越不容易被察觉，何况美国的第一敌对目标是苏联，在苏联倒下之前，在美国自身难保之前，它不会把绳索勒紧，相反，它会把西欧的国家或多或少地供起来，作为冷战前线的模范样板儿，向华约诸国制造资·本主义更先进的表象。而拥有世界海洋贸易圈，占据全球一半以上经济圈的它们，一方面能够通过对落后地区的掠夺，同时也没有背上对国内全民负责的社会责任，它们的确能够在不短的时间内维持外表的光鲜。至于有朝一日冷战结束，等待西欧诸国的命运将是什么，美国的金融资本不会告诉他们，也不会允许别人告诉他们，至少，不会让西欧的大多数普通人意识到问题，进而思考。”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抛弃美元和黄金挂钩——黄金的产量和保值性都是天然货币里相对最稳固的，天然会限制金融资本辗转腾挪耍猴儿戏的空间。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选择了将石油和美元捆绑起来。石油是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能源和材料，而现代工业能源，以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为主，而无论是开采成本还是运用空间，石油都是优于煤炭和天然气的，更关键的是，欧美经济圈里的煤炭资源储备，主要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西德、南非，除了南非，澳大利亚和西德都是在经济上仰美国鼻息，而天然气的开采和运用技术以及运用广度，还远远无法在经济层面挑战石油的地位。也就是说，美国只要控制了石油定价权，并且确立了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的霸权，它就可以通过操纵石油价格的波动来剧烈影响其经济圈内的工业国的经济情况。要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里的黄金的定价是稳固的，而石油价格的波动却没有理论上的上下限，在自身金融体量最强大的基础上，只要是它所控制的经济圈里的地区，它根本不必直接用军事手段，就能够作浪，作威，作福。”

　　“当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等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后诞生的，美国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就彻底甩掉了原本还戴着的面纱和锁链，露出了獠牙，毫无保留地行使起国际金融资本巧取豪夺全球财富的职能。”

　　“全球的金融资本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天性下，自发地联合起来，以美国为载体，以美国的军事霸权为根基，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包装，发起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其经济圈里的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自身的大多数人，都是被收割的韭菜。这，就是西欧诸国现在所面临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局面。”

　　“肿瘤，已经无法抑制地形成了，虽然，此刻大都还处于良性阶段。”

　　“那么，与之相对的，属于苏联阵营的东欧诸国，在这个时代，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嘲讽的笑容渐渐消失，毕文谦的脸上，换成了冷漠。

　　或许，他已经察觉了黎华面色渐渐的苍白，但他并没有给黎华留下太多思考的时间，便继续说了下去。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东欧诸国面临的情况和西欧诸国完全不同。如果说西欧诸国脖子上已经被悄悄套上了还没有勒紧的绳索，那么东欧诸国则面临着更为直接的险境。”

　　本在速记的黎华猛地抬起头来，瞪大了眼睛：“险境？”

　　“没错，险境。”毕文谦认真地点点头，“我一个一个和你说。”

　　“首先，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不仅面积和人口的体量都比较小，而且到了80年代才能独自造出第一辆国产拖拉机，这样的国家，暂时就不必细谈了。”

　　“第二个，南斯拉夫。虽然国家的名字里顶了一个斯拉夫，但事实上它很早就抛弃苏联模式，选择走自己摸索的发展道路。虽然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冷战中属于哪个阵营，却不好说，或者说，它并不想站队。和法国有所谓的戴高乐主义类似，南斯拉夫也有所谓的铁托主义。铁托主义在经济层面的思路，倒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作为一棵墙头树而不是墙头草，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无法接受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南斯拉夫倒向对手，也就不敢过于逼迫。所以，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其实是挺不错的。然而，这一切都止于铁托还在世的时候。”

　　“铁托主义，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民·族问题。南斯拉夫因为历史成因，国内始终存在着民族矛盾，虽然铁托活着的时候可以依靠个人威望和能力保证这些矛盾不至于爆发，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相反，他一直在妥协。早在1971年，南斯拉夫就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的大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各共和国，而在1974年更是通过了新宪法，又把剩下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等大权全部下放，从此，南斯拉夫各共和国、自治省也就变成了国中之国。在你给我的那些材料里，有这么一条，咱们今年4月上任的外·交部的钱部长，希望去南斯拉夫上任的大使好好研究一下，为什么80年代初期，我们还在学习借鉴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经验，而最近几年，他们的经济情况却渐渐陷入了困难。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铁托死后，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就逐渐发酵起来，而政治制度的缺陷导致的经济领域的问题的爆发，在和平环境下总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今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陷入困难，只是一个开始，衰退才是它将面对的历史性局面，更进一步说，如果只是经历历史性衰退，那南斯拉夫已经可以烧高香了。一旦冷战分出了胜负，骑墙几十年的它，必然会迎来猛烈的清算，无论胜利者是谁，都不会不利用它的民·族矛盾，到时候，外国势力怂恿其内部酿成民族仇杀，整个国家被分裂肢解，才是南斯拉夫最可能的结局。”

　　“第三个，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相似的，这个国家同样始终面对着民族问题。虽然语言相近、信仰相同，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不相同。二战之后几十年，捷克斯洛伐克始终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两个地区的经济融合也始终不成功，捷克的政治地位、经济水平以及人民收入，始终高于斯洛伐克，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始终存在着分裂的土壤。不同的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并没有历史矛盾，它的地理位置也不是那么吸引仇恨。即使真有分裂的那一天，它也不会像南斯拉夫那么凄惨，而更可能以和平分手告终。”

　　“第四个，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铁托相似，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也长期统治着这个国家。从1965年上台开始，他也探索着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仅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还率先承认了西德政权，不过，罗马尼亚始终留在华约里，和苏联的老子党斗而不破。这个所谓的东方戴高乐主义，也的确像戴高乐时期的法国那样，引领着罗马尼亚步入了成功的发展阶段，把这个国家从一个工业不发达和农业落后的典型的农业国，建设成了一个具有较强大的工业和处于全面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然而，这一切，在齐奥塞斯库提出高速度、高积累、高指标的发展策略时，就注定会渐渐步入死结。”

　　“我曾经说过，教育资源是一个稳定大国在核算生产力水平时，阶层最高，影响最深远，同时回报周期也最漫长的指标。而罗马尼亚呢？首先他就不是一个大国。其次，罗马尼亚贯彻了齐奥塞斯库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甚至还规定禁止离婚，要求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生四个孩子。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在60年代普及了8年制义务教育，7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10年制义务教育，从1980年开始，普及12年义务教育。从二战解放前每1万人中只有17个大学生，到1980年每1万人中已经有有80多个大学生了，更加严重的是，罗马尼亚规定学生上学全部免费，中小学和技校甚至免费供应课本。根据你们收集的数据，以1980年为例，罗马尼亚的在校学生达到了570多万！而罗马尼亚的总人口呢？说好听些只有两三千万！这根本就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大yue进！”

　　“毫无疑问，这样的国家发展政策，如果没有外援，根本不可能持续。所以，罗马尼亚的外债渐渐积累起来。但齐奥塞斯库又从80年代开始坚持计划十年内还清所有外债，怎么还？钱和物资不可能凭空变出来，当然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儿了。直到现在，罗马尼亚的人民生活物资都处于短缺的状态。以最近的数据看，罗马尼亚很可能在明年完成计划，真的还清外债了。但这一切的代价，必然是全国人民的怨怒。虽然齐奥塞斯库在1982年就承认过，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但他始终坚持认为罗马尼亚不存在改革问题，强调他推行的思路和政策是正确的。”

　　“然而事实上，罗马尼亚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国民已经忍受了十年的苦日子，和所有国家一样，二战之后出生的那些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对于世界的残酷，并没有正确而清醒的认识，他们很可能一边享受着完全免费的教育，一边跳起来反对政府。即使退一万步说，齐奥塞斯库能够应对好国内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愤怒，他仍然不可能解决独立解决接下来的死局——从66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到现在，新生的大批人口已经渐渐成年走出学校，以罗马尼亚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够而适合的高中学历以上的工作岗位，这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会加速滋生社会性的怨气。和我们中国不同的是，小国寡民的罗马尼亚，问题更大，独立解决的空间更小。说得不客气一点儿，只靠自己，在不改变社会体制的前提下，已经神仙难救了。与其说担心经济问题，不如担心被外国势力借机生事，搞出什么政变来。”

　　黎华的脸上，早已没有了血色：“文谦，真的……有那么严重？没有办法了？”

　　“真要想办法？”毕文谦看着黎华的脸，终于叹了一口气，“树挪死人挪活，真要想办法，总是有的，但是……”

　　“真有办法？”

　　“有，还不止一个。”话是这么说，毕文谦的口吻却更加低沉了，“第一个办法，向苏联求援。苏联虽然在地图头的神仙般的经济改革下渐渐陷入了泥潭，但真要拯救罗马尼亚，并不是做不到。问题是，地图头会愿意吗？苏联人会愿意吗？罗马尼亚需要怎么翻那三寸不烂之舌？它还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当初齐奥塞斯库批驳苏联提出的‘一体化’方案，反对‘有限主权论’的种种过去，是否都将成为历史笑话？说实话，即使齐奥塞斯库和罗马尼亚从个人到国家，真的愿意做到那一步，我也不觉得以地图头的格局和眼光，能够做出拯救罗马尼亚的决断。不然，苏联自身根本就不至于闹到现在这个情况。而第二个办法，就是立即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再去管所有人的死活，把多出来的失业人口，全部劳务派遣出去。这显然意味着把罗马尼亚全国20多年来辛勤建设的最主要的成果——高素质人口，折价抛售，任由外人掠夺，但至少在经济层面上，的确可以渡过死局。至于这么做的政治后果，以及经济水平将会倒退多少，我不是罗马尼亚人，我就懒得去思考了。而第三个办法，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最简单的——改头换面，走实质上的法xi斯道路，对内贯彻真正的恐怖统治，强制性的将劳动人口分配到不同岗位上，即使很多高素质人口无法发挥自身的才能，但能有一点儿是一点儿了。与此同时，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减少生育，放弃免费教育，大幅度削减福利支出。只要政府能够牢牢掌控军队，这样铁定能够慢慢走出难关。但在而今的世界格局下，这将遭遇怎样的外界指责甚至封锁，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听完毕文谦所谓的办法，黎华微微张着嘴，许久才转为一声苦笑：“文谦，你还不如直接说，没有办法。”

　　“……我是你师父，怎么能在你面前说没办法呢？”

　　疑似调侃的话后，毕文谦继续了正题。

　　“第五个，保加利亚。相比于刚才说的几个国家，保加利亚算是最亲近苏联的了，在各种领域的政策上，都向苏联靠拢，甚至可以说是亦步亦趋。而从1954年开始，日夫科夫就一直担任着保加利亚的第一领导人。他在执政的几十年里进行了三次规模比较大的改革，有的成效不大，有的成绩不错，并且提出过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理论，没错，相比华约其他国家，保加利亚的领导层，更加强调，要确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将其重要性提升到一个突出的高度，成为保加利亚理论界热烈研究探讨的课题，政治思想工作的口号，建设所谓更加成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鼓舞全国人民取得更大成就的具体奋斗目标。从发现问题的角度来说，这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如果以195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准，那么到1975年，保加利亚的增长率只稍微低于罗马尼亚，比RB都高，远远高于英国、意大利、美国、西德、法国，也远远高于苏联、匈牙利、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保共十三大上，他们因为自己从1956年到1985年，国民收入增长了7倍，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7．4倍，从而就自豪地宣布，保加利亚已经跻身于拥有现代化农业的发达的工业国家之列。甚至，在几十年来不断提高人民平均工资的同时，他们特别注意追求缩小贫富差距，仅以工农之间为例，1956年保加利亚的农业社社员平均收入是工业职工的63%，而到了197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93%。另一方面，虽然没有像罗马尼亚那样强制执行鼓励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也在经济层面制定了很强的鼓励政策。强到了什么地步？这么说吧，1970年，保加利亚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是124列弗，1975年是146列弗，1980年是188列弗。而根据他们的国家政策，每个家庭一结婚，就可以得到15000列弗的贷款，30年还清。如果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又生了第二个，可以免还3000列弗；生了第三个，再免还4000。此外，婚后第二年，每个家庭还可得到5000列弗用于其他需要的贷款，10年还清，如果生了两个孩子，就免还一半，生三个孩子干脆全部免还。而在教育层面，50年代初，保加利亚就已经扫除了文盲，接着又在全国实行了免费教育，之后又普及了7年教育，在60年代普及了8年教育，在70年代普及了中等教育。然后在1973年开始新教育体制，又把11年教育改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12年统一中等综合技术教育，并在80年代全面实施。你们收集的统计数据里，早在1975年，保加利亚每1万人口中就已经有122个大学生了，超过了英国和西德。”

　　“毫无疑问，这些成就，是斐然的。踌躇满志的日夫科夫和保共却并不满足，在十三大上，日夫科夫批评国内的商业仍然落后于市场的实际需要。商品的投放量，甚至某些居民急需的商品的绝对量有的下降，一些必需品经常脱销，对商品销售情况缺乏研究，对新的需求反应迟钝，商业的服务水平不能令人满意，首都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和国营工业综合体的住宅需求量尚未充分满足，社会上很多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以及健康普查措施是十分不够的。母亲、儿童和中年人的保健水平和效率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毕文谦低头读着笔记本上摘抄的句子，“这样的责任心和目标，值得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汗颜了。保共甚至很早就意识到了，说出了‘国家的经济搞乱了，尚可调整；群众的思想搞乱了，调整起来要难得多’的论断。实话实说，就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小国自身来说，日夫科夫和他领导的保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即使是求全责备，也挑不出大的毛病。”

　　“然而，这一切成就建立的基础，是保加利亚最投靠苏联，在经济建设中有着苏联领导的经互会投桃报李的支持，他们放弃了许多国家层面上的自主性。这就意味着，如果苏联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状态，华约和经互会长期持续下去，那么保加利亚就能够一直蒸蒸日上。可一旦苏联陷入了困局，保加利亚的发展，就会比其他东欧国家更迅速地陷入困难。现实，正毫不留情地证明着——地图头在苏联乱搞，提出所谓的新思维，日夫科夫和保共立即响应，在全会上提出被称为七月构想的新改革思路，结果改革到现在也不过一年上下，保加利亚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商品短缺等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的意料之外的困难。”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保加利亚本身是东欧诸国里，在全世界都算是很不错了，但只要他们继续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那么他们的繁荣，也将很快随着苏联陷入困境而迅速或者更迅速地烟消云散。而如果他们放弃了一边倒，那么经互会对他们的帮助肯定会产生变化，他们的很多政策，也将必然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持续下去。除非，苏联立即扭转地图头的胡搞毛搞——但很显然，全世界多数大国，包括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苏联重新焕发生机，活蹦乱跳起来。”

　　朝黎华眨眨眼睛，毕文谦低头又看了看笔记本儿。

　　“第六个，波兰。这个国家，因为历史成因，本来就对苏联不太待见。在华约国家里，就数它心里想和欧美眉来眼去。如果说其他国家通过辛勤建设，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成就，那么波兰，则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分的状态。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1970年的格坦斯克罢工，等到70年代后期，因为基建投资规模过大导致的外债增加、通货膨胀加剧、严重的经济困难，波兰政局就更加动荡了。1980年的全国罢工，81年又一次全国罢工……就在上个月，波兰又开始了罢工浪潮。这样的动荡，也就别谈什么建设了。与其说这个国家存在什么潜在的危险，不如说它从头到尾就像个内鬼。”

　　“算了，不提它了，继续，第七个，匈牙利。虽然有着匈牙利危机这样的历史性事件，其政局也不算非常稳定，但相比波兰，已经好了太多。在二战前，匈牙利不过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被戏称为三百万乞丐。而在苏联的帮助下，匈牙利从1950年开始，执行了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以钢铁及相关产业为基础的工业国，工业产品不仅能够满足自身，还可以出口了。然而，这样的跃进和目标倾斜，并没有直接改善民生，相反，那个五年计划期间，匈牙利的职工工资下降了13%。这也成为了酿成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的土壤之一。而在此之后，匈牙利逐步进行了改革，对过去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批判，提出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同时，实行经济分散管理，发挥经济单位的作用，强调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到1968年全面实行改革，经过了十年以上的调研准备。具体的改革中，匈牙利选择了经济上放慢重工业，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道路。废除了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取消对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指令性计划。他们的经济指导思想是，市场的活动条件和规则应由国家进行调节和管理，形成有组织的市场。但市场反过来也会影响计划，修改计划并对计划过程进行监督。所以，他们提出对市场不应加以理想化，因为它的调节是事后的、摇摆不定的，并且带有损失，市场的作用虽然存在缺点，但其经济效能仍高于靠集中指示来调节经济过程的细节问题。”

　　“这样的论断，体现了他们长期认真调研的成果，大体上是符合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关系的。然而……”

　　这并没有什么卵用。毕文谦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匈牙利是一个比较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虽然经济改革让它在1968年到1973年，形成了不错的发展势头，形成所谓的黄金时代，但在1973年，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暴涨，迅速导致了匈牙利从贸易顺差变成了很大的逆差。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选择了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决策。从此，这个国家的发展就陷入了断断续续的风雨。甚至在去年的时候，经济出现了倒退，外债也超过了200亿美元。这对于匈牙利这样一个国家的体量来说，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近几年来，不少社会不安定的迹象，也应运而生了。”

　　“算了，最后一个，东德。”

　　说到这儿，毕文谦忽然把笔记本儿翻到一页，用中指当书签，夹在手上，然后仰靠着椅背，目光沉沉地看着黎华：“黎华，在谈东德之前，我先问一个问题：自柏林墙建成之后，东德有人逃往西德的报道，你怎么看？”

　　黎华一愣，旋即认真思索起来。

　　“……这个，我不觉得西方国家的报道就是真相。我也就这方面的问题请万鹏询问过远东那边，虽然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回答的可靠性，但的确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他们也承认有不少人逃往西德，但其中有不少并不是东德人，而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人。与此同时，从1949年至今，西德也有将近100万人迁居到东德，大约是东德去西德的人口的三分之一。以柏林墙修建的1961年为例，那年也有三万多西德人迁居东德。并且，在东德去往西德的将近300万人里，有50万人因为以失业为主的各方面的原因，对西德失望，又回到了东德。所以，或许是万鹏在询问的时候口风有些不对，人家直接给了结论——单方面地觉得东德比西德好，东德人争先恐后往西德跑的想法，是片面而错误的。”

　　“是吗？”毕文谦听了，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我们在这里无法探究真相，也没有必要去计较。如果非要指责的话，不如谈谈苏联人早年对东德的田园化进程——名字起得好听，其实就是把人家东德的工业设备给拆了，运走，支援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好像咱们中国都收到了一些。这一来，你都把人家的工业给阉割了，那些工业人口，不跑才怪了！难道人家愿意乖乖去种地？东德那点儿面积，容得下全民种地吗？这些，苏联人肯定是不会主动去提的了。大概，这也是一种历史宜·粗不宜细吧！”

　　“不过，这并非重点。对于东德来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离开了多少人，而在于为什么离开。黎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了解到一个细节——东德人翻越柏林墙的办法，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了。什么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的，就不说了，还有开重型汽车冲撞的，一个人私造潜水艇的，制造热气球的，还有制作滑翔机的，连制作弹射器把自己当炮弹的都有！”毕文谦似乎笑了一下，“简直是开动脑筋，各显神通了！”

　　“这意味着什么？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东德的生活水深火热，让人下定决心逃离。但细节才是魔鬼——黎华，你觉得，在我们中国，有多少人，会开重型汽车？有技术和材料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在我们这儿，有这水平的，绝对能很容易找到不错的工作了，说不定进了厂会被作为专家供起来！”话说得俏皮，毕文谦的表情却渐渐严肃起来，再次低头看笔记本儿，“这是一个比较过硬的侧证，东德的国民教育水平，非常之高。而关于民生的数据，你们收集的统计数据——1987年，东德，人均居住面积，27平方米，每一百户家庭拥有：152.1台冰箱，104.6台洗衣机，121.6台电视机，其中彩电47.1台，小汽车有52.6辆，每年肉和肉制品99.4公斤，鱼和鱼制品7.9公斤，蛋和蛋制品303个，黄油15.5公斤，人造黄油10.3公斤，奶和奶制品108.3公斤。这些数据，是建立在二战的疮痍之上，建立在工业基础设施被苏联全部拆走作为战争赔偿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不断外流的背景下，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在40年时间里，建立了世界第十大工业国，并且始终负担着华约仅次于苏联的军费。与此同时，东德实行免费教育，从托儿所到成人教育。以你们收集的最新数据：每万人里有大学生79.4人，专科生100人，在全部就业人员中，80%受过系统的职业教育，20%受过大专教育。如果只考虑物质建设，东德的成就，几乎可以说是冠绝欧洲，和我们从大部分文盲人口到初步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各有千秋了。”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不少东德人要往外逃，为什么？”再一次提着这个问题，毕文谦又叹了一口气，“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根本性的原因其实就一个——精神文明的建设很不到位。事实上，这不仅是东德面临的问题，整个欧洲社会主义阵营，都面临着。也正因为东德的物质建设成就格外的突出，全民教育水平极高，所以他们的问题也就最大。事实上，德国的教育底蕴，自普鲁士以来，就是欧洲最强的。二战的战败，能够把德国打成废墟，二战的赔款，可以把东德的工业基础拆完，但德国的人口素质，始终就在那里，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平，无论东德还是西德。黎华，我说过，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日中天，还没有真正迎来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春天——科技尚且如此，比科技更重要的教育，就更是如此了。这也是为什么，拥有最好的平均教育水平的东德，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最差的物质起点，取得最高的成就。然而，这始终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我们的宋朝能够达到封建时代的经济建设顶峰，是以重文轻武的国策为代价一样，东德的这些成就，是建立在政府对人民生活高度管控的基础之上。于是，问题就来了——一个从小就接受免费的高素质教育的人，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饥寒交迫的苦日子的人，觉得他享受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人，对于实现自我价值，对于所谓自由的渴望，必然是格外强烈的。没有亲眼见过资·本主义社会血淋淋的残酷，习惯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貌似天然实则并不天然的福利的人，自然往往只看到外面世界的光鲜一面，然后产生向往，产生对于现状的不满，甚至是愤怒。甚至于，在去年的东柏林彩车游行中，东德的总书记能够向彩车上不穿上衣的女孩子微笑挥手——对于人民的生活，政府已经在很多层面上放宽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了，许多东德人仍然渴望着他们所谓的自由……”

　　本是在专心聆听的黎华突然眉头一挑：“是谁这么没遮拦，把那种东西都混在里面送进院子来的！”

　　“啊……那个并不是重点。先听我说完。”毕文谦略尴尬了几秒，“……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作为外人，当然可以骂一句身在福中不知福。但对于执政者来说，骂，不过是一种发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因为历史成因，苏联对于东德，始终保持着提防的心态，对于经互会其他国家，可以说是以协助甚至帮助为主，而对于东德，苏联却在提供必要的协助的同时，始终加上了不小的经济负担。东德，现在就是一个强健却跛脚的奴隶。当苏联的经济困难越来越严重，东德必然会遭到殃及。虽然现在的形势还没有明显的问题，但作为一个连真正的国家主权都谈不上的国家，当苏联的首脑是比CIA的特工更具有破坏性的地图头时，东德的局面，随时可能急转直下。”

　　分析大约终于告一段落，毕文谦从衣服口袋里摸出刘三剑留下的铁皮随身酒瓶，轻轻拧开，慢慢喝起了白开水。

　　良久，一直低着头的黎华终于慢慢直视着毕文谦，用略微颤抖的声音问道：“文谦，这就是你说的，东欧面临的险境？”

　　“是啊，无论那些国家自身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些，的确是它们正身处的险境，和我们中国无关的那一部分险境。”

　　黎华听懂了毕文谦话里的意思，几乎站了起来：“难道还有和我们有关的？”

　　毕文谦没有立即回答，慢慢把酒瓶喝空了，才慢条斯理地一边收瓶子，一边点头道：“当然，我们毕竟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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