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零九章 浮萍而已
王承恩大着胆子说完了前面那番话以后，抬眼看见崇祯皇帝正看着自己微微点头，心里的忐忑顿时散去，又接着说道：
“西北边事军务，臣其实并无所知，只是久伴陛下御前，日日出入军机处、舆图阁等军国重地，聆听圣训，耳濡目染之下，以至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了。今日陛下见问，臣就斗胆妄言，若有不当之处，尚请陛下明鉴！”
王承恩身材不高，就算是站得笔直，比起崇祯皇帝来，还是要低着一头。
此时的王承恩已经年过四十，身体也渐渐发福起来，看起来五短三粗，胖胖乎乎。
只是此时的他两鬓已略斑白，夹杂着几缕银发，平添了一股子历经岁月洗礼的老态。
整个人看起来，既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化淳那种阴郁儒雅的文人气派书卷气，也没有东厂提督太监方正化那样高大威猛孔武有力。
若是没有了此时身上穿着的御赐红色蟒袍，往那里一站，倒更像是一个油腻腻的富态中年商贾的样子了。
不过，崇祯皇帝的心里却很清楚，眼前这一个其貌不扬看起来十分寻常的太监，却是一个忠义耀千古的真汉子，内地里有一颗许多文臣武将根本比不了的忠义节烈之心。
王承恩本人当然还不知道他自己在崇祯皇帝的心目形象会如此高大伟岸，也无从得知崇祯皇帝对他的这个评价。
崇祯皇帝自己当然也不可能告诉他这一点。
所以，自知伴君如伴虎的王承恩，虽然清楚皇帝对自己信任无比，但在崇祯皇帝的面前，他却一直都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唯恐哪一句话说错了，哪一件事办差了，会给自己惹下什么杀身之祸。
因为眼前的崇祯皇帝，再也不是他王承恩从小看着长大的那一个性格急躁冲动、做事不计后果，而且也没有什么城府的年轻人了。
眼前的崇祯皇帝，常常让王承恩感到既熟悉又陌生，这样的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
但是他却十分肯定，曾经无比熟悉的信王府那个年轻人，自从即位之后，就大不同了。
无论如何，眼前的皇帝就是皇帝，自己就是再受宠信，也是臣子，而帝王之心，绝不可以亲情或者常理揣度。
只是这一回，眼看着宫门落锁、夜色已深，皇帝仍痛惜西宁之事，废寝忘食，而皇帝的身边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朝中大臣能够进言劝谏，王承恩思前想后，也只好勉为其难，亲自站出来说话了。
而王承恩说的这番话，崇祯皇帝自己的心里当然早就有数了。
西宁城留着固然有好处，可是丢了却也没有什么大的坏处，不过是有朝一日再费点事儿拿回来而已。
只不过，自己用这样的话来说服自己，总是觉得缺乏一些说服力，而从自己信任的朝中大臣或者身边内臣嘴里说出来，却别有一番力量。
此时听了王承恩的话，崇祯皇帝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到最后，陪着历史上的崇祯皇帝一起上吊自杀的太监，良久之后，点了点头，对他说道：
“王承恩，你说的并没有错！反倒是朕有些偏执于一隅了！如今朝廷的西北方略既定，就轻易动摇不得！
“不管这中间，朝野上下，付出了怎样的牺牲，驱贼西去与肃清西北的大略，都不容更改！
“无论如何，这都是功在当世、利在千秋的大事啊！”
说完了这话，崇祯皇帝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来，然后用手拍了拍身边小方桌上的锦衣卫密折，看着王承恩，再次对他说道：
“锦衣卫上的这个折子，明天一早，你去转给军机处和内阁大臣们都看看，就按照你方才所说的那般，到军机处和内阁去传朕的口谕，由内阁拟旨表彰西宁城守城军民的忠义之举。
“西宁城固然是丢了，但是守城军民之于朝廷，亦算是仁至义尽！不是守城军民对不住朝廷，对不住朕，而是朕这个天子，大明朝的朝廷，对不住西宁城的军民啊！
“尤其是西宁李氏，可谓是满门忠烈，足堪为国朝文官武将之楷模，将来朝廷大军收回西宁，须在西宁城内立祠祭祀，令其香火不绝！
“至于李弘嗣、李振声两人，你也一并去传朕的口谕，吩咐礼部将二人之灵位，奉入护国忠义庙内，从祀真武大帝！其余未尽之追封、褒扬事宜，着令军机处和内阁速议呈览！”
崇祯皇帝语气沉重地说完了这些话，仿佛是终于了结了一件心事一般，往后靠在圈椅的靠背上，看着王承恩，疲惫地摆了摆手，示意王承恩等人离开。
自古以来，最令人痛心疾首者，莫过于忠臣良将之死。
而在明末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又尤其多。
李弘嗣、李振声这两个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之死，之所以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与反躬自省，是因为他对之前采取的许多冷酷无情的方略，产生了怀疑。
怀疑这个方略的正确性，怀疑付出这样的代价值不值。
虽然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眼里，大明朝的这些军民百姓也好，这些文武大臣也好，前世早就是一堆白骨，早就是历史尘埃了，怎么摆布都可以，他都没什么心理负担。
而且没有如今的他的话，这一世，这些人同样迟早都是要殒命的。
只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时代的大明朝这么几年之后，他在改变着这个时代的同时，也在被这个时代所改变。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已经渐渐地融入了这个时代，融入了这个时代的生活，很难说他是一个现代人拥有了明朝的身份，还是一个明朝人拥有了现代的灵魂。
总之，他离不开这个时代，而且注定要在这个时代生活下去。
对此，他早已没有了任何抵触的心理，或者不适应的方面。
同样也为这一点，在对待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非问题上，他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战争或者饥荒中死去的百姓，不再是一个个无关痛痒的数字，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是大明朝得以存世的根本。
而对于那些忠于王师、死于战事的文官武将们，崇祯皇帝也有了真切的痛惜之感，已然不能再无动于衷，拿他们原本就是死于此时此地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了。
某人在历史上原本就是死于此时此地或者某场战事，并不能说明到了此时此地或者某场战事之上，他就该死。
因为这一世的大明朝，随着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到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这个重大变化之下发生的所有的重大事件，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都脱不了干系，而且他也应该负起责任。
这些东西，除了他自己之外，放眼整个大明朝，也没有人知道，更不会有人敢于去计较他这个皇帝的责任。
但是他自己，却得过得了自己内心的那一关。
就像当初的兰州，若是全力以赴，当然是救得了就得下的。
可是如果救下了兰州城，就等于是截断了陇右木速蛮和云集陇右的西北流贼前往河西的道路。
如此一来，西北官军就得在陇右地区与流贼和木速蛮死磕到底，而且还要冒着流贼回头突围流入内地的巨大风险。
这与原先定下的战略严重相悖，因此无论如何也做不得。
而做不得的后果，就只能是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流贼攻陷兰州了。
崇祯四年初的西宁，与当时的兰州城面临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
朝廷的大军要去救它也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救它的代价与所得不太匹配，属于得不偿失。
崇祯皇帝心里有所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个。
不过牺牲了西宁之后，从此崇祯皇帝和朝廷关于西北的战略，就算是全面铺开了，有了执行到底的基础。
接下来，只要朝廷的官军肃清和巩固了陇右甘南几个州府的土地，比如洮州、岷州、河州以及临洮、秦州等地，那么西北的大局，就算基本稳固了。
因为失去了这些战略要地之后，不管是如今身在兰州朝不保夕的奉天昌义文武大元帅闯王高迎祥，还是夺占了西宁城之后有些志得意满的大西王张献忠，他们的所谓大业终究都不过是一个个无根的浮萍而已。
张献忠不愿意跟着高迎祥北上兰州，就害怕有一天不得已渡河西去，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
眼下他选择夺占西宁，据守河湟之地，以观天下变化，现在看来，是比当年高迎祥北上兰州要高明一点。
但是河湟之地最大的问题，恰如王承恩所说，地方是好地方，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可惜就是人口稀少，物产贫瘠。
加上背后还有一个不安分的林丹汗，想要借着这个地方崛起，那也是难上加难。
尤其是对于过去一直不事生产只靠抢掠为生的流贼队伍来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能够抢劫的对象也已经很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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