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直男癌
本章副标题:winter-is-coming……
《Socialism》这本书共分为五卷,其实袁燕倏现在才抄了第一卷。不是他打字不够快,实在是里面内容太过反动,他这个接受过天朝屠龙术教育的入党积极分子小心脏有些吃不消,不得不略作修改。
比如说何廉和徐志摩刚刚看完的第一卷,这卷内容是从一个比较的视角出发,把社会主义社会同一个依照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组织的社会的情况进行对比。
第一卷中前面那些内容倒也还好,比如夸夸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批批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这都是自由主义者的日常。
实际上这些内容对“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袁燕然来说已经够反动了,但是第一卷结尾处关于《家庭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他实在也是HOLD不住了。
米塞斯教授到底怎么反动呢?以下原文摘录:
“性/兴奋状态是妇女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状态,女性始终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属于***的。女性完全沉浸在她的性/活动之中,沉浸在***活动和生殖活动的全部范围。也就是说,在她与丈夫、孩子的关系中。她的生活完全围绕这些事情,相反,男性却不仅仅与性有关……”
“因此,**占满着女***的全部,而男性还会对其他事情感兴趣。例如战斗与玩乐、社交与宴会、辩论与科学,商务与政治、宗教与艺术……”
“女性的生活只有***别无其他。而男性的生活却是**加上其他事务。”
“天资卓绝的女性,即使做了母亲,仍然可能小有所成。但由于女性面对性别机能的首要要求,天才和伟大的事业是与她无缘的。”
要到了袁鸿渐所处的“政治正确大过天,女子翻身压倒男。”的时代,哪位西方学者敢这么说,分分钟就有女权主义者们直接上门把他的狗头砸个稀烂,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不过如果他脸上毛发比较浓密……
“皮卡皮卡。”
“咳咳咳。”
总之,米塞斯这位老人家的直男癌是没得救了,算是到了入脑入心就等着拔管的末期。他老人家二战时期流亡到美国之后,即使身为一等犹太人仍然在美国学术圈混不开除了凯恩斯主义一家独大的缘故之外,就是红红火火的民权运动哪里容得下这样的老古董老顽固老反动派。
袁燕倏知道在1920年的美国这么说倒是没啥问题,但是一想到自己肯定是要回国的。这万一要是传到国内被那些女权主义者们知道了……
等等,难道20年代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女权主义者们,要比美国这种后世白左大本营的更加厉害?
不幸的是,真还是这样。因为此刻中国是一个新老交替鱼龙混杂不革命就没命的大时代,而美国这边还在享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荣景的小时代,也就是说中国的激进者比美国激进者更激进,而中国保守者肯定比美国保守者更保守……这也真不一定,别忘记在“拱顶石州”南部还有一帮钱德勒教授的同乡,阿米什人。他们保守到进入二十一世纪都没有用上电器,于是就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这些污七八糟的“****是通往女子心灵最短的路径”的说法肯定是不能用了,所以袁燕倏只好在征得大师球系统同意的前提下自己修改来着,万般无奈之下他走向了另一条反动道路……这条道路的反动程度说不定还要比米塞斯再高一点。
所有左派学说和左翼思想,不管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更左的安那其主义,更右的费边主义(渐进社会主义),全都建筑在公平的基础上。也即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实际上白左的多元主义讲求的也是公平,不过他们扬弃阶级论拥抱价值观,所以只有种族、宗教、性别和性取向不同,没有文明程度高低之分。
既然宣称人人平等,那么男女地位自然是平等的,他们和她们的权利义务当然也是平等的。
问题就来了,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不管理论多么美妙也不能克服残酷的现实。男女生理构造和功能的不同必然会造成不平等。尤其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情来说,男性只需要一哆嗦……好吧,就算相比男性网民自称的平均时间一小时好了,女性都需要一个相对漫长且极为煎熬的妊娠期和哺乳期,更别提最高痛苦级别指数和半只脚踏进鬼门关的自然分娩了。
同时,社会主义认为婚姻是私有制下的落后制度,干脆连婚都不结最好,男女(好吧,用人类更加精确)应当出于且仅出于爱情的考虑而生活在一起,因为这样才是道德的!
其实以上内容就是恩叔那篇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面的观点,恩叔本人就终身未婚,倒是和一对爱尔兰姐妹“先后”同居过。不过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他在写给马叔的信中表达了强烈的反同的情绪,认为这是一件“反自然”的事情。
而且左派这么一直发展下来,在妇女和性少数人群的问题上越来越激进。所以历史上有一件非常奇妙而且颠覆一般人三观的事情,苏俄是西方文明之中,确切地说是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近代以来第一个将同性性行为去罪化的政权!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只剩下了一个选择,那就是把生育权交还给女性。其中的逻辑很简单,既然对女性这么不公平,那就让她们自己选择好了,这就叫认赌服输。
所以按照袁大师的“推论”,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女性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这样就等于变相地为自己正确到了大部分生育权。
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生育率不可逆的急速下降,这就是他批判《社会主义家庭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
“DR.袁在他第一本经济学著作《socialism》已经显露出他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深邃理解和对于经济运行规律的敏锐直觉,而此时他年仅26岁是就读于纽约大学的学生,在撰写这本伟大著作之前,他还从未参加过实际经济工作。在凯恩斯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漫漫长夜降临之际,他就如同断崖前的最后一盏路灯尽忠职守地想要为同时代的人昭示危险,就像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winter-is-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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