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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百四十五章 御史们


  第九百四十五章御史们

  一路航行非常顺利,当海水颜色由深变浅之时,船队便进入了杭州湾。

  越靠近终点,海上的白帆便越多,当船队来到钱塘江口的时候,市舶司的接引小船已经在这里候着了。

  红衣使臣登上了乳狮号,对张散笑道:“料得三郎便是这几日到来,运帅可是望眼欲穿,日日派小人来江上等候。”

  张散也笑了:“那就进港吧,仓储可腾出来了?”

  使臣赶紧摆手:“可别,运帅仔细叮嘱了小的,小苏学士,可随三郎同行?”

  张散点头:“正是,除了学士,尚有郡君,二十一节度。”

  “哎哟!”使臣赶紧就往绳梯跑:“可算是到了,麻烦学士和节度稍后片刻,运帅要登船拜见。”

  这几日曾布就在市舶司焦急等候,很快便来到船上。

  苏油和赵宗佑已经出来了,曾布拱手:“下官见过节度使,大学士。”

  曾布和吕嘉问的命运,相比历史已经大为改观,不过两人依旧是世仇。

  赵抃刚刚以太子少保之职致仕,朝廷为抚慰老臣,将其子赵屼授为提举两浙常平仓,以便就近照顾赵抃的晚年。

  而老头致仕前的谢表中,丝毫不涉及自己以及亲戚子孙,却提到了曾布和吕嘉问的名字,认为这两人虽然过去有污点,但是外放以来卓有政声,瑕不掩瑜。

  朝廷反倒是乐见其成,于是将赵抃的职务一分为二,命曾布充两浙路转运使,而命吕嘉问提举杭明市舶司,倒还真是人尽其用,还相互制约制衡,完美。

  当然这和苏油之前的安排也是分不开的,两浙路的兴旺发达,说到底还是苏油的功劳,狂猛发展的红利,带携着一班官员都获得嘉奖提升。

  所以从这点上说,苏油其实算是曾布和吕嘉问翻身的头号恩人。

  因此此时相见,曾布不再是刚到两浙路时那幅桀骜的神情,礼数周道得很。

  苏油赶紧将之扶起来:“还未恭喜子宣升迁。”

  曾布有些讶然:“大学士尚不知道朝中出事?”

  苏油也讶然:“有何大事?海行一月,都没有靠过岸。”

  曾布急得跺脚:“那赶紧上岸细谈,苏学士,苏子瞻,俱下御史台狱,急需解救!”

  苏油心中咯噔一下,乌台诗案,还是来了?!可为何还连累到了族兄?!

  连忙下船赶到转运司,曾布也不忌讳,将一个月以来的奏报敕告通通翻了出来,让苏油和赵宗佑一边观瞧,一边细谈。

  苏油越看越是眉头紧皱,大苏的诗案他是知晓个大概的,不过也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改变他的命运。

  主要是舍不得两篇赤壁赋,再说了,以如今文人们的坚持和执拗,要改变他们,那是多么的困难。

  平日里也在信件中时时劝谏,但是苏轼这人只要是觉得自己没错,那就不会改;只要见到朝政有问题,那就要说;他自己将之形容为“见到饭菜里有苍蝇,难道你还能硬吃下去?”

  所以苏油也拿他没办法,说也说不过,写也写不过,难不成你还能端出长辈身份打他不成?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蔡确升任参知政事引起的。

  蔡持正是能人啊,入朝四年而得参政,大宋官员的提拔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火箭速度,甚至比吕惠卿还要牛。

  升职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奏赵顼,说自己是台谏之位上来的,而台谏中不少人如李定,舒亶,皆是自己引入乌台,此刻成了参知政事,怕流言说政府与台谏沟通,请求将两人调任。

  赵顼倒是比较宽宏,认为这不叫事,台谏与宰执交通乃是重罪,相信大家都是有节操的人,不能因为还没有犯的过失就贸然更换御史。

  赵顼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李定和舒亶坐不住了。

  两人认为蔡确和苏油有交情,因此想包庇苏家一门。

  因为之前手里资料已经都收集整理得差不多了,都是蔡确一直在拖拉。

  而算时间苏油也已到了海上,两人立即发动大案,凭什么你蔡持正走过的路,就要给我们断掉?我们也要走前辈的路子!

  李定立即联系上了另一个御史贾种民,之前正是贾种民提供的情报,说陈世儒妻子李氏的母亲,是枢密院副使吕公著的侄女,多次哀求吕公著向苏颂说情。

  而吕公著与苏颂相识于考场,是多年挚友,其往来甚密,极可能暗中操作此事。

  于是两人联合上书,第一炮便是弹劾吕公著,说陈世儒的岳母吕氏“因缘请求”,致使军巡院原勘官“改易情节,变移首从”,为陈世儒夫妇脱罪。

  称吕公著曾插手此事,扰乱审判,并称吕公著是委托两个儿子吕希绩,吕希纯办理的此事。

  是关法体,赵顼立即下诏,由御史黄颜审理此案。

  黄颜将吕公著和两个儿子都叫到大理寺询问,并且逮捕了吕公著的侄子吕希亚和陈世儒朋友的女婿晏靖。

  吕公著及其子将事情原委告诉了黄颜和贾种民,明确表示自己没有请托苏颂。

  事实上案发之后,陈妻李氏便求告她的母亲吕氏,吕氏当即“夜至公著所如女言”。

  不过吕公著是一位正派人,拒绝了她的请托,吕氏只好“涕泣而退”。

  但是吕公著虽没有出面,但他的侄子、大理寺评事吕希亚,以及陈世儒朋友之婿、赞善大夫晏靖却承认,的确是去开封府过问过的。

  不过苏颂当时也只是告诉了他们此案的审理工作进展,算是泄露了一些案情,并没有请托之类。

  于是黄颜和贾种民的意见就出现了分歧。

  官司打到赵顼那里,赵顼于是又委派御史何正臣,前往监督案件的审理。

  而何正臣上任后,立即将此案升级,将吕公著等人从大理寺移送到御史台,紧接着有逮捕了吕公著几名奴仆。

  同时,李定唆使贾种民密奏赵顼,说苏颂有受托宽纵之嫌,也应收审鞫对。

  于是苏颂被从濠州被押送御史台,囚于三院东阁,并案合审。

  而大波澜只是刚刚开始,紧跟着,苏轼的麻烦来了。

  起源是他写给赵顼的一封谢表。

  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作《湖州谢上表》。

  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巴拉巴拉巴拉。

  苏油自己就写过不少,这是官员履任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但是苏轼好死不死,在谢表后头夹上了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立即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这也的确是苏大嘴的锅。

  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经过苏大嘴一番宣扬后,“生事”二字,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而“新进”,更是苏轼自己的发明,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

  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来也证明了的确如此,正是王安石提拔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大苏的偶像神格已经凝聚,他的一句话,很快便会传播开去,影响是非常大的。

  于是,“生事”,“新进”,便成了新党的代名词和标签。

  新党众人,自然是恨之切骨。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ps:推书《我真不是木匠皇帝》,一本不错的晚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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